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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

周其仁:在市场的平台上深化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走到今天,重点不是在企业改企业,而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市场平台,在市场里改国企。改革是需要平台的,尤其是中国的国企改革,改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如何充分释放它们的潜力,减少改革的难度,很需要经由一个平台,其中最重要就是高端市场。

不妙的组合——“鲁能”事件的含义

2004年以来对国企改制的旋风式攻击和批评,几乎叫停了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改制进程。同时,又在绝不加快垄断行业市场开放的倾向下,出现了诸如“鲁能”这样把行政垄断权加速私有化的案例。这是非常不妙的组合。

点评国资委2010年发展目标

在竞争不足的条件下,在位公司年年创高利润,虽然总比垄断经营下仍然管理混乱、亏损累累好很多,但由于制度壁垒挡住了明面的和潜在的进入者,包含此“利润”的服务,是否还是对客户成本最低的服务,疑问就大了。

大有大的难处——中石油的教训

看到中石油吉化事故调查组里有国资委的官员,我很想知道这家作为中石油及全部中央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对一向高举的“做大做强”战略,有没有一点反思和自省?

“贱卖银行”的争议

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引起了“贱卖银行”的争议。攻之者说,国有银行卖给境外投资人的股份作价偏低;辩之者不同意,认为没有贱卖。怎样看才对呢?

国资转让争议四起的经济原因

困难就在这里。国资在法律上、在公共意识里属于全民资产,但是实际上又从来由政府部门和官员打理。在国资的法律所有者与实际管理者之间,从来没有形成清楚的章法界定委托、代理、监督的权利和责任。这是国企国资非改不可的理由,也是国企国资难改的原因。

减薪不如公开竞聘

真想改善收入分配不公方面的严重问题,上策是扩大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开放。有困难,一时做不到,不妨考虑中策,实行垄断公司所有工作岗位的公开竞聘。

为什么回应郎咸平

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有资产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有资产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国企改革与企业家贡献

我们自己的主观评价不重要,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不重要。国家要强大起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报酬制度、合约制度、产权制度。

长沙的路子

重新界定企业占地及直属公房等资产的价值、产权,不仅推动改制,更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可惜了,科龙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

购并困难的一个成因

我国目前的定价理念仍被计划经济的思想统治着,即采用以历史上投入的多少为标准。这种理念我认为是极其错误的。资产的价值应该面向将来,以未来可能创造价值量的多少来衡量。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科斯思想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的象牙塔。我们中国人可以见证的,是“产权清晰”或“产权明晰”这样的词汇,不但在改革文件里登堂入室,而且成为改革实践的口号。

国有资产出售和定价的新答案

在开放、公开的资产市场竞争中由出价最高者买得资产,是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任何资产保值、增值的正道。相反,按照“账面净值”——那是资产在形成时发生的“成本”,与资产现在的价值无关——来定价,除了掩盖已经发生的损失之外,还将延误重组资产的时机,对国有资产和国民经济半点好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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