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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与企业家贡献

2008-09-26 Friday 13:06:03

国企改革与企业家贡献

周其仁

国企国资是一个很困难的题材，一个原因是内部有太大的多样性，比如西部地区一个县的农机厂，也是国企，“中石化”也是国企，差异这么大的东西都叫一个名称给研究带来困难。当然，说到私人企业，国际国内差异也很大。温州的企业差异很大，美国的企业差异很大，但这差异是不需要同一群人去操心的，私人企业各操心各的事情。但是国企范围这么大、领域这么多，内部组织参与这么大，法律上的主人是一个，叫全民所有也好，叫国家也好，只有一个。这样就给研究带来了困难。我们研究国企、国资的问题，我觉得像其他学科一样先要有一个分类，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上走来的路不同，没收的一部分，原来是官僚资本、遗产，没收过来成为国资，这是一个来源。像以荣毅仁为代表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改造变成国企，这是第二个来源。还有我们过去城里手工业工人、师傅经过改造变成国企，这是第三个来源。第四个来源就是历年国家财政累积的钱再投资新生成的国企。来源很不同，实际上每个国企都有自己的历史生命，虽然都叫国企，其实差异很大。

第二个造成国企差异很大的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选择市场路线，国企进入市场以后形成分化，我主要讲后一个差异。中国的改革好坏任人评说，但有一条和俄罗斯不同，这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企业先将你圈到市场里再说。而俄罗斯是试图通过一个理想的、规范的计划，先把国企改了，改出一个市场，中国则不是这样一个走法。俄罗斯其他方面可能和中国有长有短，但在开放上落后中国很多。中国先开放，外资放进来，搞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开放，乡镇企业开放，市场平台放在一起，把国企放进去，至少把绝大多数的国企放进去，然后再谈其他。所以中国国有企业进入市场以后碰到两个竞争，第一个竞争是产品的竞争。市场竞争是不管来路的，所以不要谈企业的历史，看今天的产品怎么样。一根漏油的圆珠笔与不漏油的圆珠笔摆在一起，漏油的就卖不出去，很简单的道理。我的看法，国企改革的最早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为什么厂长要自主权？最早国企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什么要自主权？没有自主权就没法打仗，你的产品摆上去就是不行，质量差，价值亏，没有销路，这是产品市场竞争。产品市场竞争打开以后第一个传导过去的还不是我们今天的题材，即改产权、改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第一个发现产品不行是因为要素不行。产品市场开放以后，立刻引起第二个竞争，就是要素竞争，要求开放要素市场，就是工人怎么来、技术怎么来、土地怎么来、资本怎么来。中国的改革大体原则是开放市场，把国企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分化得非常厉害。一些分化是因为市场的特性造成的，是刚才提到的垄断性。但是这个垄断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垄断，不是由于你的创新、你的竞争策略对头、你的管理本事大而形成的垄断，而是因为行政性垄断，比如战略性行业、基础设施、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等等。像电信、电力、铁道、民航，这些领域不准别人进去，这些领域的产品有重要的市场需求。一开放以后，这些企业开始分化，这些公司从原来国家财政补贴，低价补贴，福利性的，一下子变成大企业、大产业，但是今天我们不讨论这种情况。

我们讨论的是，没有很强的行政限制性的市场，如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它们一打开以后就有一个东西发生了变化，什么东西呢？我的词汇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人才夹杂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间，就像人们在市场上买东西，企业在市场上买东西，人才看谁出的价高就接受谁的聘请。在产品市场当中是卖价，产品要是价低可能就先卖出去。要素市场比的是出价高；产品市场比的是谁的价低，谁的东西好。一旦企业放进去以后，有一个东西就出来了，我把它叫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为企业得先作决定，请什么人，买什么设备，与期望将来生产什么东西有关，这是企业家人力资源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走市场经济的路，没关系，你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判断力、眼光和看市场的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就像体育比赛，跑得快的可以跑得非常快，人的才能按照分工来看，差异非常大。所以，国有企业推进市场以后，有的企业起来了，有的企业下去了，有各种因素。当然有历史形成的因素——包袱。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什么样的企业家资源跟国有资产相结合。中国推进市场以后，客观上看，当然南方北方差别很大，但是市场竞争会迫使这种资产价值升值，这种升值在我们历史的传统上是不给这个价的，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是组织部任命的，凭什么你的待遇非常高，凭什么给你股权，提不上这个日程。但是有一个变化是竞争当中发生的，就是控制权变化，什么叫厂长自主权，其实是企业控制权的第一个早期含义，只要打市场仗，这个控制权远远看去就要从政府的行政机关官员手里转到能对市场做判断的人手里。当然企业家对于市场光做判断不够，做了判断做了决定，你要执行这个决定，要把这个意图做出来。你在做，别人也在做，谁也不停，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看好了的人是很多的，要打的。我的看法，这个过程就跟战争年代挑将军一样，战争年代为什么我们的人没有那么多腐败，没有说身边的人派上去挑大梁的，你可以挑，挑完以后打输了明天就没了，剩下的都是好的。市场经济的道理是一样的，去北大挑校长，当然要有资历、声望，但也要有筹资能力，拉不到钱，否则北大校长也当不下去。这是环境决定的，市场环境就客观上导致控制权要发生转移。原来的国有资产控制得很死，是全民资产，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再大的钢铁公司盖厕所要报批，是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进入市场以后就不行了，怎么计成本、怎么投资、怎么开创，这个权很快就移过去了。我们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就是“控制权”，也就是做决定权。中国国营企业首先把做决定权移下去了，这样麻烦就出来了，用什么制度让它好好用这个权利，因为你是国有公司，资源是全民的和政府的，反正最终的所有者是非常虚的。你可以说，“所有者缺位”不是准确的概念，但至少“主人”是没法履行职责的。全民所有，全国人民开会？非经营性资产开会也许可以开出一个名堂，天安门广场种树还是养动物，或是当市场，大家吵吧，让所有名义上的所有者一起投票，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权利一定会放在第一线打仗的企业家群体中去，这个群体的来路过去都是官员，没当官之前都是大学毕业生。一进到公司就开始分化，所以改革当中遇到这个问题，把这个权不充分放，就无法打仗，充分放，就无法控制它。这样就发生国有企业厂长的腐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因为有权拿着，没有其他的制约机制。放眼世界历史，无论国外的私人公司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晋商”，都有这个问题。

掌勺的人怎样替你掌勺，看来看去一个办法，就是“索取权”，要分享利润，这样各地就开始了实践分工，有人愿意好好做事，有人愿意在阳光下做事，有人愿意像世界上的所有好公司一样有一个合法的、有法律保障的权益，这就是股权。股权这种东西不是现金。MBO为什么要有股权，他不看好公司就不会要股权，股权是权利，是将来有剩余、有利润可以分配的一种权利；第二是有相应的合法保障的支配权，可以投票、可以作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打来打去把文章做到股权上。我们现在有些江湖郎中的药方也很多，干好了多发钱就行了，多发钱是现金，但是现金对人，尤其是对大权在手的企业家，约束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效，什么地方无效，所以实践当中就开始摸索提出所有权分配的问题。吵来吵去实际上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怎么看改革开放以后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是否国有资产放在那里就可以增长起来，这可以去看海尔、联想、TCL，去看在市场上打出名堂的公司。国家的支持、法律上的出资是一个条件，大环境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这些企业家连同他公司的员工对资产的形成作过的贡献。但过去的法律、意识形态、政策又不承认这个贡献，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要不要承认这个东西。我的看法，我们认为要不要不重要，你也可以不承认，到点儿就让你下岗，算出你对党的贡献。但是大权在手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机制和信号，国有企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因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是附在人身上的一种能力，人有自然生命周期，现在能干，不等于永远能干，是要老的，是有变化的。有一句话说，“要自己给自己打算盘”，觉悟很高的人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问题是多数人都跟我差不多，要根据游戏规则决定他的行为，而不是不管你什么规则，都是一个行为。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以张瑞敏、柳传志、李东升为代表的一群人在历史上作的贡献认账不认账？不认账，你去看看，等于发了一个信号，那些信号发出去，人们的行为会改变，他知道你最后不认账，知道你和党政干部一样到了60岁就退，你去看行为，他要预作准备，反正要走市场经济的路，过了时间拿不回去，要交给国家，“你国资委厉害你去经营呀，你来作决定，试试看！”所以我们搞来搞去不敢碰那个东西，控制权还是放在第一线，第一线就要有权和他配合，历史上已经配合过了所形成的资产要不要确定，当然这个课题很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已经形成了，倒过去找贡献怎么找？所有企业资产，天下都是合作的结果，工人有贡献，出资人有贡献，管理者有贡献，还有其他市场因素也有贡献。没形成之前看将来，我们可以订一个约，谁能承担风险，谁就签不同的约。历史上的国资是不签约的，愿意干的就干出来了，当然心理不平衡，我也不平衡。同样20万放进去，联想今天变成这么大的资产集团。中国筹过多少20万，死掉多少公司，烂掉多少资产，亏了多少银行，害了多少工人，如果说待遇一样，很多人所讲的公正何在呢？但是不公正也没有关系，（企业家的）行为会变化，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你要承认企业家的贡献，为什么要有股权这种形式，为什么现金不行。我认为这两件事情要讨论。当然，讨论的范围是指竞争性的领域，也就是已经开放的市场，你可以做，他也可以做。在这些领域能够把公司做大，5年、10年、15年、20年，偶然因素可以被剔掉，市场有变动，像SARS时候广州的醋一下涨了70倍，那是短期的因素。但如果在市场竞争当中5年、10年、20年，公司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你不能不说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是重要的资产，这种资产跟机关干部不一样，跟普通工人不一样，仅仅说你干得好多给你钱不行，因为企业家今天做的决定会影响这个公司很长远的将来。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把他联到一起，让他今天作决定的时候顾忌将来的结果，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出资人管理人都没有好结果。所以，搞来搞去要股权，股权就是一种合约，这种合约不是当时套现，这种合约是要与公司长远经营联在一起，一定是资本层面上、资产结构层面上，要把大权在握的经理人员和没有能力管公司但是又有钱的出资人的利益联到一起去。西方、东方都是一样。我看过山西，出钱的人叫“东家”，东家没有能力就请一个掌柜来管，怎样让掌柜好好工作，首先就给他点股，给他身股，身股给时间长了以后就给替身股，什么叫替身股，就是可继承，可以转给下一代，这是多少年摸索的结果，当然这种定价的过程，什么价，要有实践，要由小环节去解决。

回过头讲我们的困难。名义上我们是一家，这一家为何差异这么大？撇开权力因素，撇开行政性垄断的因素，我们的社会对由于企业家人力资产所导致的差异还不大想认账。不想认账，市场经济这条路很难走下去，现在卡就卡在这里。我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要分开来处理，粗略地看，三分天下，行政性垄断一类的问题另外处理，另外讨论。

第二类是竞争性、开放性。大家去打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一定要趋同，叫国资也罢，叫什么资也罢，如果你的企业制度、你的企业家人才定价机制有歪曲，行为上就会歪曲，如果就发工资，就当机关干部看待，也可以。关键因素是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不配合，不鼓励、不承认企业家把握市场竞争，不承认企业家的判断、管理、决策是一个重要的资产，也不愿意开价，或者开价的时候不服从市场经济开价的规律，并且找到合适的形式。其实市场经济里合约是很讲究的，为什么同样的工人有计时、计件？为什么有些钱先付，有些后付呢？我们现在在合约的选择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走入市场经济这条路总的来说还不长，又是国有体制，我们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自己的主观评价不重要，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不重要。国家要强大起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报酬制度、合约制度、产权制度。

2005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