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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合约

周其仁:在市场的平台上深化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走到今天,重点不是在企业改企业,而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市场平台,在市场里改国企。改革是需要平台的,尤其是中国的国企改革,改到今天已经有30多年,如何充分释放它们的潜力,减少改革的难度,很需要经由一个平台,其中最重要就是高端市场。

《改革的逻辑》自序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接着石头过河

现在不光是执政者自上而下摸石头,设计方案推进改革,水面上也露出了大大小小一些石头,天天在考验决策者?很多满尖锐的问题,其实露出水面很久了,究竟要不要面对、怎样面对?

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踢球,过去似乎是清楚的,但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个哨子进场踢球,还是一道“中国模式”的风景哩。在很多情况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简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抢球!

城乡中国之十七: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

所谓你有某项权利,就是你有某个自由行为的空间,可以在那个范围内做某些事,并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也受到法律或习俗的承认与保护。

周其仁:珍视成都经验

我老问为什么给城里人发工资?他可能乱花钱喔,花光了怎么办?那就应该给他发实物啊,发肥皂、毛巾、草纸,而且一个礼拜就要发一次,发多了又用完了。这简直是很离谱的一种想法,“父爱主义”,等于说农民没有决策能力,非由政府和专家替人家把一切都想到。

成都改革的新进展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呼吁:在恰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范围。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把被成都经验证明实际可行的改革政策,相机扩大到整个成都经济区(即成都市加上与成都交界的各四川地市)、四川全省、川渝经济区、西部乃至全国所有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

旁听生悼张培刚

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今天虽然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力量。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如果我们在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经过改革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只要几个确定程度很高的规则,就不但能够帮我们应对未来还可能带来危机的不确定性,而且也能够帮我们获得未来的机会、运气和财富。

改革土地制度 促进城乡协调

土地总是属于农民的,不论是过去的个体农民,后来的合作化农民,还是集体化农民,或者在30年前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农民,土地总是属于世世代代居住、生活、劳作于其上的农民的。这一点是历史决定的。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科斯用了他老师当年用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真实的市场经济好比大海,公司就是海洋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真实世界里,海洋不可能覆盖一切,岛屿更不可能覆盖全部海洋。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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