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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

杜老风范 —— 一个受教后生的记忆

有位农村来的孩子讲的真切:没有杜老的奋斗,我们会是另一种命运。这让我相信,在有机会直接受教于杜润生以及更多没赶上那个机会的人们的心目中,杜老风范长存。

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

谢天谢地,人类经验里有一个“市场经济”,可以在最少依赖“公权力”的前提下,组织供求,改善生活,繁荣经济。对前苏联和改革前中国那样“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计划经济,经验更证明,通过放权、缩权、减权——一概指弱化经济生活中的公权——市场化改革能激发出社会活力,让原先走入死胡同的经济,重见天日。

再谈深圳又一拍

从1987年的第一拍到2013年的又一拍,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这个实例,说明为什么中国经历了一代人的改革开放,还是没有理由停下脚步,仍然需要全面改革,以防半拉子工程让以往的努力前功尽弃。

周其仁:土地改革的诱饵与根子

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的进程中缺一不可。红脸黑脸,都是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最怕的就是形成一边倒的改革,那样底下会趁势胡闹。

周其仁:珍视成都经验

我老问为什么给城里人发工资?他可能乱花钱喔,花光了怎么办?那就应该给他发实物啊,发肥皂、毛巾、草纸,而且一个礼拜就要发一次,发多了又用完了。这简直是很离谱的一种想法,“父爱主义”,等于说农民没有决策能力,非由政府和专家替人家把一切都想到。

成都改革的新进展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呼吁:在恰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范围。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把被成都经验证明实际可行的改革政策,相机扩大到整个成都经济区(即成都市加上与成都交界的各四川地市)、四川全省、川渝经济区、西部乃至全国所有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

城乡中国之一:“城乡中国”开篇的话

今天中国城乡具有若干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给农民更多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利益吗?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单一征地制度的旁边,成都正经由城乡统筹改革正趟出一条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平行路线。“土地流转的双轨制”改变了政府、集体、投资方和农民各相关方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结果。改革带来新的利益点,也带来新的农民权利的成长点。

成都经验的启示

成都市从2003年开始,就把城乡统筹作为地方施政的纲领。五年过去了,在成都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新鲜事,创造了综合改革的丰富实践经验。

改革土地制度 促进城乡协调

土地总是属于农民的,不论是过去的个体农民,后来的合作化农民,还是集体化农民,或者在30年前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农民,土地总是属于世世代代居住、生活、劳作于其上的农民的。这一点是历史决定的。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

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权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如何确保进入转让过程的农民土地物权不被攫取和侵占,确保土地指标交易的公开和公正,是办土交所的第一难点。

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复垦可以给当地农民带来工作机会;买卖土地指标可以给当地政府和农民带来收益,用来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更多的土地供应则可以降低城市的房价,这是一石三鸟之策。

小产权 大机会

土地资源是人类社会必定要利用的最基础性的资源,没有一整套清楚界定使用、收益、转让的产权制度,怎么样也是摆不平、对付不过去的。

土地落价又归谁?

土地市价的涨落,影响因素多了去了,究竟哪些应该“归公”,哪些应该归私,坐而论道也许可以,真要“理论”起来,到哪里去找明确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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