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与管制

医疗服务还须加快开放

除非放手开放准入、采用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供给的措施，否则，“看病难”的现象不但难以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加剧。

体制政策要靠前

现在，物价环境松动，更应明令取消所有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知道，离开了灵活的相对价格指引，连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准的。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要趋利避祸，开门见山第一件事，是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说“松货币”是一错，“紧物价”就是再错。对付通货膨胀要谨防一错再错，考虑“釜底抽薪紧货币，松动价管促生产”。

有人认为我是唯市场主义。我的回应: 还是先把自己的主张放一放。应该市场主导还是应该政府主导，这在我看来还是第二阶段的事情。目前要讨论的是更为基础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因素妨碍了人民医疗需要的满足？我国医疗困境的现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然后才是怎样对症下药，寻找解决的办法。

如此新版的管办合一，权力更集中，责任更下移。君不见天怒人怨的“看病贵、看病难”，舆论的矛头所向，不是财政拨款太少，就是医生、院长良心太坏。风助火势，“管办合一”终于演变成了“包而不办”，也构成当下全部医疗问题的制度基础。

青海一位卫生官员抱怨说，非规定中专以上才有考医资格，可是我们那里凡合格的考上了都跑了，谁来为牧民看病？——坚持合法行医，在某种条件下就等于主张无人行医！

当历史远去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经过“全盘西医”和“全盘公医”这两大冲击波之后，传统中国的自由行医时代就彻底结束了。从此，学医体系、行医资格和行医模式，一概受到国家法律和行政权力的严格管制，再也不是民间自发的活动。

以协和为代表的教会医院，培养了第一代中国西医，也留下一个现代医学教育和科研的重要传统。最令人感佩的，是教会医院并不止步于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大都市，而是深入内地不少小城镇。几

相对价格要大体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是在一切经济体制中都发生作用的经济机制。违背了，人们的行为就一定歪曲，资源的配置也一定要出问题。这套逻辑，不是叫市场经济管用，不叫市场经济、叫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就不管用的。

本文的分析表明，祸根不在药，特别不在药厂和药商之间的竞争。药的问题在于医，在于对医疗服务准入和相对价格的不当管制。不求治本之策，头痛医头，甚至头痛医脚，历史上怕要以庸医留名。

不当价管的结果，就是医护的劳务定价低，老药品、老技术定价也低，但新药新技术定价偏高。如此畸高畸低的“比价”，又发生在开放严重不足、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不能不为离谱的“红包”和“回扣”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医疗服务开放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这是医疗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不幸的是，在供求失调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还实行价格管制。价管歪曲行为，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医疗资源的动员。

拥有“自己”直属医院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却同时控制着新医院的审批大权。此种制度安排下，“抑制竞争”合乎逻辑，主动开放纯属极不正常。

严格约束国家强制力

中国做对了什么

病有所医当问谁

世事胜棋局

挑灯看剑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