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

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城乡协调

土地总是属于农民的，不论是过去的个体农民，后来的合作化农民，还是集体化农民，或者在30年前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农民，土地总是属于世世代代居住、生活、劳作于其上的农民的。这一点是历史决定的。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

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权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如何确保进入转让过程的农民土地物权不被攫取和侵占，确保土地指标交易的公开和公正，是办土交所的第一难点。

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复垦可以给当地农民带来工作机会；买卖土地指标可以给当地政府和农民带来收益，用来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更多的土地供应则可以降低城市的房价，这是一石三鸟之策。

小产权大机会

土地资源是人类社会必定要利用的最基础性的资源，没有一整套清楚界定使用、收益、转让的产权制度，怎么样也是摆不平、对付不过去的。

土地落价又归谁？

土地市价的涨落，影响因素多了去了，究竟哪些应该“归公”，哪些应该归私，坐而论道也许可以，真要“理论”起来，到哪里去找明确的界限？

信息成本与制度变革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于2005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拜读再三，认为杜老这本自述，无论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披露和记载，还是对思想观点的整理和表达，均是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制度变革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房价问题的政治含义

无论派生出来的现象多么纷繁复杂，房价上涨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场对住房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什么是“农地直接入市”

国有土地可以批租给市场，农民集体的土地可不可以也批租给市场呢？不可以。追究起来，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本来我们国家有两种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可以把使用权转让出去，集体的却不准许，究竟有什么道理？

农地入市的两条路线

在实践中出现的农地直接入市，已经对现存的国家征地模式打了一个大问号：为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地转用的经济需要，难道非要把政府置于或与农民利益对立，或与市场需求对立的左右为难的境地吗？

同地、同价、同权

要是没有可靠的法律保障，今天让出的土地使用权，几十年后拿回来，中间要发生多少讲不清楚的麻烦！没有法律明确的转让权，交易费用会高得使许多转让根本不能发生。

收入、财富与权利

政府有意提高农民收入，也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是远不尽如人意。这个难点固然令人难堪，但它也提示我们，解释农民收入的变动，不妨到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以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

放弃农地的代价

农地主人对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相中的“位置”，增值从何谈起？

“国土制”剥夺农民

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龙点睛的，是“征用”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据民间财产为己用，“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

资产不是资本

200亩沙田，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种植，在另外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契约市场）可以转手融资，并行不悖，难道不是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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