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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

“国土制”剥夺农民

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龙点睛的，是“征用”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据民间财产为己用，“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

资产不是资本

200亩沙田，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种植，在另外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契约市场）可以转手融资，并行不悖，难道不是奇事？

市场经济，岂能无契

契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清楚的、可置信的表达。这样看来，英文的“contract”虽然可以翻译为“合约”或“合同”，但还是不如古旧的“契约”来得传神。契为约之本，有契作凭，立约比较容易。无契而要定约吗？不是不可以，只是“交易费用”委实太大了。以上“契约”之说，可以解释市场文明为什么总是“与契共舞”，没有例外。

反思农村金融

他们好像也没有仔细考察银行的生意——8%的自有资本就可以“玩”100%的银行资产！没有“声誉资产”的概念，要理解银行的金融性质很困难。我不过提示，“声誉资产”归根到底附属于某些个人。

地盘经济

在山西听一家民办客运公司投诉，因为生意做得比县运输部门附属的公司红火，所以通不过年审，车子无法上路。就是说，只要你做得比它好，就会刺激它逼你“出局”。

无奈的法外世界

相对于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农民而言，现有的法律法规过于复杂而缺乏重点——这可能是事情的一个症结所在。法律“过于复杂”是明显的吧!仅仅涉及农产品交易和土地产权的政策法规，像杨小凯这样世界一流的经济学教授，要带领助手整理出十几个大表格，才知道大概的眉目。要普通农民搞得清清楚楚，不免文不对题。

城市化是副产品

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镇，向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关于希腊“城帮经济”，史家和理论家一致认为，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来的伦敦、纽约和老上海，离开自由市场不可想象。我国明清年间的四大名镇，又有哪一个是靠官家“规划”而成的？

公司办城镇

城镇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将城镇开发建设与行政等级脱了钩。城镇公司没有行政级别，也没有行政权力。它们只好用经济的办法，而不能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办城镇。

产权与农民负担

今天的“集体”，掌控着调整土地使用权的权力，控制着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着基层行政职能——这是乡村强制性权力发生的机构基础。实际的情形是，“集体”可以强制地向农民征税，也可以“捎带着”强制收费。

产权可能也是副产品

国家可以保护产权，也可以侵犯产权，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曾经深深地侵入农民私产的国家，转向默许、承认农民私产，并进而提供合法保护呢？

大市场的底部

要开发农村市场，任你十八般兵器都用遍，离开农民收入和收入预期的持续增长，门都没有。一些地方官员要“引导”农民消费，鼓动农民买这买那。我对他们说，农民有了收入，花钱怕是不需要教的吧。何况，让人家买了东，就不能再买西，“总需求”是没有增加的。

可顶大梁的财产所得

随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随着市场关系的深入——直接劳动所得在收入中的比例下降，非劳动的财产所得上升，这是一般的规律。离开了权利租金——放弃资源的自有自用，按照比较优势和分工原理有代价地交给他人用，讲什么“经济结构调整”，讲什么“经济效率提高”，都是空话。

不可操作的产权？

还有人士听到“土地流转”就紧张，以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他们忘了当代的一项基本现实：没有立锥之地的城市工商业从业人员，更多的是富者，而不是贫者。何况，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时候获得一笔“让度产权的收益”，对另谋高就的农民也不无小补。

解释、判断与建议

在清楚地界定了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基本解决了“温饱难题”之后，农村的产权改革停滞不前。在思想和理论上，我坚持以为，不少似是而非的“见解”捆住了原本可以推进的产权改革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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