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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压力缘何而来?

2008-09-13 Saturday 09:42:29

“救市”压力缘何而来?

周其仁

呼吁政府拯救市场,早就不是新闻。以香港楼市为例,前年香港楼价低迷,一批批楼市投资人群情激昂,游街要求政府停止公房计划来“救市”。在世界公认为“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的香港,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待检验的“理由”

是的,楼价下跌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那些“为了卖而买”的楼市投资人,市价下跌意味着资产“缩水”;其中那些借款供楼者,因此承受还本付息与资产缩水的两面夹击,甚至变成“负资产一族”,苦不堪言。那些靠房产抵押获得贷款的企业家,突然之间“资不抵债”,要大批破产。是的,古训“谷贱伤农”的道理很深刻。任何资源——产品、要素、资产——市价大跌,对资源所有者都是无妄之灾。

但是,若要一般地说“楼价大跌引发救市”,会遇到许多“反例”。1967年香港受内地“文化大革命”影响,在著名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楼市下跌90%!那时许多人家的供楼资本也是借来的,楼市大跌同样造成“负资产”者众多,但不曾有什么“救市”运动,这是反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把曾经风风火火“购买美国”的日本商人弄得灰头土脸,日本人没有游街,美国政府没有“救市”,也是反例。

是不是政府的财政实力强,“救市”压力就高?不一定。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在“9·11”之前从5 100点暴跌到1 500点以下,蒸发的市值以万亿美元计,“受害者”不计其数,但我们没有听到“救市”舆论。那时的美国还没有为“反恐战争”大把花钱,国库充盈,傲视天下。

是因为“市场封闭”吗?日本的稻米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价8倍,中国台湾地区的稻米价格高于国际3—4倍,似乎可以拜“市场封闭”之福。但是中国香港地区本身是反例——那里的楼市和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大开城门,政府“救市”对“外国人”也不歧视。美国农产品市场也是反例:大量补贴——救市也——支持大量出口。可见“市场开放”与救市可以并行不悖。

“政府参市”是原因

我以为合理的解释——现在还没有想到反例,欢迎读者举证——是这样一个组合:(1) 政府资源直接进入市场交易;(2) 政府对某一市场价格大跌有脱不了的直接干系;(3) 经济民主程度有所提高。三项条件齐备,“救市”压力就愈演愈烈。

我还是以香港楼市为例说明一下。大家说香港经济“最自由”,无非是香港的市场以界定清楚的私人产权为基础。在传统上,香港当局控制的资源向来严守“非营利”界限,私产、公产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构成经济繁荣的制度基础。

不过,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唯独没有土地私产制。原来,香港的土地全部是英国政府从中国长期“租”去的,到时候要归还。在这样的约束下,谈不到永久的土地私有权。于是,香港发明了一套独步天下的“土地批租”制度——就是政府把“临时属于英国女皇”的土地按不同年期(一般短于香港作为殖民地期限的99年)批租给私人,再由私人开发、投资、转手交易。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主要优点是政府通过批租土地可以获取收入,同时又照样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

但是不经意之间,香港政府不但直接参与了土地的市场交易——满足了上述组合条件(1),而且还成为香港独家土地供应商!于是,在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底部,就有了一个“政府可调控”的地产市场。是的,历届香港政府宣布大幅增加批租土地,楼价总是大跌;反之,楼价大升。这就是说,香港地价、楼价的大幅度变动,与政府行为有直接的关系。上述第(2)项条件也被满足了。

“经济民主”政制配合

经济学告诉我们,市价波动有重要的信息功能,可以决定经济竞争的胜负,并通过“优胜劣汰”重新根据市场需求配置经济资源。这是圣贤之言,内部逻辑井然,可以经受长久的检验。问题是在真实世界里,“优胜”的喜悦固然可以使人引以为傲,但“劣汰”过程,实在痛苦之极。

要是政府从来不曾“参市”,那么投资人的“资产损失”,既无处“申冤”,也没有地方“报账”。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苦撑苦熬,以待东山再起(现代破产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帮人东山再起,不过这里按下不表)。这固然很“严酷”,但另外一面也很友善:市场对投资胜利者的犒赏不容置疑,并且不容他人侵占。

但是,要是政府与市价大跌有摆脱不了的直接关系,市场压力就冲政府而去!“经济民主”——用民主办法来决定资源分配和竞争输赢——一旦派上了用场,竞争的胜负标准和程序就改变了。既然“救市”可以报销投资损失,可以改变“不好的”比赛规则,可以安慰人心、稳定预期,人们对“救市”的需求大增,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做了初一,必做十五

这就是2000年香港楼市“救市”压力的由来。多少年来,香港名义税负很轻、市场信息灵通、交易便捷;唯一奇贵无比的,就是我们的这颗东方之珠的地价。因为各行各业无不需要土地,高地价顺理成章影响各行各业成本,使香港日益变成一个“凡价皆贵”的地方。这样的“结构”,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终究要吃亏的。

原本特区政府增加土地供应的计划,不但考虑了“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更现实的是可以给香港地价降降温,并因此增加各行业的竞争力。无奈楼市下跌——其实影响因素很多——拖累多少市场中人,而在体制上,政府又摆脱不了与楼市价格下跌的直接干系。于是,“救市”压力——连同应该不应该救市、怎样救市的热门讨论和行动——就在不经意之间耽误了调整香港“结构性经济问题”的脚步和力度。

这个经验说明,即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里,政府的参市、救市之举,也常常“做了初一,就不得不做十五”。环环相连,把本来可以手起刀落的解决问题之手——无论“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套得个结结实实。

2002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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