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生悼张培刚

2011-12-12 Monday 13:19:49

旁听生悼张培刚

周其仁
（2011年11月27日在告别会上的悼词）

一直以为，总还有机会到武汉看望张培刚老师。可是，11月23日消息传来，张老于当日下午两点逝世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惟有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我是张培刚老师的旁听生。那是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他和其他多位经济学家前辈，一起为京城经济学界成系列地介绍“国外经济学”。那时我刚进入人民大学，从朋友那里知道的消息，每周一次骑车穿过海淀镇，到燕园去蹭课旁听。记得第一、二讲介绍宏观，主讲老师厉以宁；第三、四讲介绍微观，主讲老师就是张培刚。那时我刚从黑龙江农村来到京师学堂，对张老的“大有来历”完全一无所知。印象之中，他授课神情生动，语言幽默，讲解清晰，对我这位旁听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后，在间隔了其他老师主讲的七、八个题目之后，先生又讲了一回熊彼特，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创新”这个概念。课间我有过提问，他回答的态度和蔼，完全不以年轻人直通通的发问为意。就这样，我拜上了一位好老师。

二十六年前，也是秋冬时节，出差途经武汉看望先生。他病了，住在医院里，但见病床的一半堆得满是书。谭慧老师说张老要写《农业国工业化》的续篇，怎么也不肯放下。那张堆满书籍的病床，永远印刻在头脑里，教人懂得什么才叫做学问。

九年前，先生九十大寿，几代学人齐聚华中理工大学庆贺。大礼堂座无虚席，可是轮到张老致辞，偏偏突然停电。只见九十岁的老人家站立起来，不用扩音器，操着古雅的湖北乡音继续大声发言，抑扬顿挫，字字句句让在场几百人听得真真切切。

我们敬重先生的学问。他那1949年在哈佛大学得奖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之作。不同于“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者的流行之见，培刚老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地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他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探索人类历史上这场伟大变革的规律与路径。

张培刚老师之所以有此理论建树，是因为他对中国经济与农村问题下过扎实的功夫。早在1936-1940年间，他就对农家经济、粮食问题和市场运销，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食粮之运销》中，培刚老师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往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的还要高！在仔细地隔离了“运输成本”之后，张培刚的发现是，那是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的结果。先生那时还没有出国留洋，应该无从知道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首先提出、连当时欧美学术界也不甚了解的“交易费用”的概念。2002年祝贺先生高寿之际，我特地为文指出，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对交易费用及其经济影响的独立发现与独立运用。[1] 今天容我再补上一句，早在对发展经济学做出奠基性贡献之前，张培刚先生也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做出了一位华人学者独立的奠基性贡献。

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今天虽然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方方面面的课题怕不容易有根本的解决之道。

先生的学问风格，令我想起了科斯转述过的芝加哥学派掌门人奈特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与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2] 受张培刚老师的精神感召、教诲和鼓励，我们后辈经济学人，当力争把先生“科学与道德浑然一体”的香火，传承下来，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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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旁听张培刚”（2002年10月28日），刊《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1-14页。

[2] Frank H. Knight, Freedom and Refor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7),244. 转引自“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刊《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科斯，1994），中译本见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