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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当然是众人之事

2008-09-26 Friday 12:10:07

经济当然是众人之事

周其仁

不少经济问题都有政治含义。这里的“政治”，用的是孙中山的定义——众人之事。经济当然是众人之事，不过，只有当众人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经济事务的政治含义才足以变成“问题”。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愈高，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就愈严重。

举一个实例吧。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省率先开放，广东人民也率先富裕。富起来的人民，购买力就比别的地方的人民强。与广东比邻而居的江西农民，当然欢迎出价高的广东人来收购自己生产的大米和生猪。问题来了：江西的大米、生猪源源不断卖给广东，江西的城市供应怎么办？要江西的城里人竞争出价吗？他们出不起，因为江西尚未开放，城里人的工资比不过广东。

出不起价，江西人民就不吃米、不吃肉？当然没有这回事。江西人民不能竞价，但他们可以找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当然管不了广东的需求，却正好可以管江西农民的供给。于是政府下达指令，封锁粤赣边界，江西农民在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之前，不准把大米和生猪卖给广东。

大多数农民听从政府的指令。也有一些“老表”比较调皮，不听这一套。摆明卖给广东人可得高价，为什么一定低价卖给省内？江西人固然热爱江西，但是票子问题又岂是儿戏？因此，封锁与反封锁之间，发生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最严重的时刻，执法者甚至鸣枪告急。

这就是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起源于众人——广东人、江西城里人以及江西乡下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广东人出高价收购大米生猪，江西乡下人高兴，但江西城里人难受；江西省政府下令封锁边界，江西城里人受益，但广东人和江西乡下人都受损。众人利益差别很大时，连大米、生猪都有严重的政治含义。

怎样处理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呢？中国的经验里有两套办法。一套是计划经济。就是把众人的收入搞得比较平均，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在城市凭粮本、肉票分配农副产品。早年世界银行的专家来华考察，给过一个概括——中国人公平地分配了贫困。是的，用行政手段可以抑制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代价是不能刺激生产，从而市场里的商品永远短缺。

另外一套就是逐步开放市场的办法。收入差别使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政府当然要面对。在转型时期，适当的权宜之计，包括价格管制、市场封锁、票证分配，但用无妨。不过一定要给市场留下空间，特别要使高端的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力量。当供给增加到可以满足各层次需求时，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就淡化了。于是，商品回归市场，经济问题回归经济。

是的，当年的大米和生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其他各项，包括蔬菜、水产、牛奶、烟糖酒茶、棉花、布料乃至种种日用品，也都是这样解决的。人民的生活由此富裕了起来、自由了起来。谓予不信，我们再到粤赣边界考察，看看尚有愚蠢的“封锁线”否？

并不是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全部消失干净。时势变化，在旧问题解决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近来居民关注、市场紧张的政府房地产调控，不知读者怎样分析，我看其中的政治含义很强。比起当年的大米和生猪问题，今天我国居民的收入差别更大，跨城乡、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需求流动性更强，而限制住房供给增长的条件也更苛刻。这些都使今天的住房经济问题，不能不具有更强的政治含义。

类似而有关联的，是“宏观调控”、农地转用、税制改革、股市发展、金融开放、垄断行业以及教育、医疗和文化的发展，有哪一个不是带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挑战在于，处理这类问题的历史经验，面对新的约束条件，还会管用吗？

这就是本专栏感兴趣的话题。这里的两位作者——兆丰和我——希望读者也来持续地关心这些话题。要预先说明，我们可不打算把经济政治放到一口大锅里来“煮”。相反，我们的取向是，努力用学回来的知识传统，把复杂的问题清楚地分开处理。

2005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