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形势下的新起点
2010-04-07 Wednesday 12:42:45
经济新形势下的新起点
周其仁
2008年11月21日下午
刚才几位把主要的东西都讲到了,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吸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可能是超经验的,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增长,这样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就遇到过“保八”的问题。过去的经验里,有一些东西对于今天还有意义。不能仅仅靠政府的这只手行动,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于今天的经济规模可能都是不够的。另外,政府发债,杠杆了银行信用,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是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方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另外一方面就是体制性政策要给予足够的考虑,靠改革的政策激发经济活力,让修起来的路上很快有车跑。中国还不是一个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没有改革政策的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很多问题就解决不好,可能是事与愿违,把钱不知道花到了哪里去,甚至引起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更重要的是,就算修成了很多基础设施,离开了民营企业的重新活跃,仅有基础设施不能构成实质的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体制性政策有更多的考虑。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条就是刚才徐林讲到的价格管制,这个东西即便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也是错误的,因为价格管制无非是管住了“温度计”,但并没有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行为。数量型的还还好办,顶多就是把包子的馅做小一点,但是当产出品的物价被管住以后,成本顶生产者时候,他一旦通过降低品质、以次充好的方式来做反应,就很可怕,因为防不胜防。大家看现在中国的食品不管好还是不好的,统统蒙受一个品质可疑的名声,这中间除了道德和企业管理问题之外,价格管制是一个环境的诱因。因此,年初宣布的价格干预措施要立刻取消,而且以后就是高通胀时期最好也不要再搞。
价格不单单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都很重要,这些问题是多年改革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像这一波宏观景气的大变化,全球来看就是美元,中国来看就是汇率。人民币汇率的机制不够不灵活,起来很“稳定”,但最后还是抗不住实际汇率的变动,最终还是给出口产业和企业措手不及的打击。
再不下决心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以后还会酿成更大的灾祸。利率是同样的问题,要由市场决定,动不动用看得见之手去“调控”,企业的应变能力就没有了,最后吃更大的亏。政府管的是法定货币的供给。“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个原则并没有过时。灵活的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界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税收。目前的十项措施里面,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可能要担心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因为是按照去年的投资规模对投资型的增值税有所减免。实际上今年企业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原来测算说可以让企业减低成本1200多亿很可能落不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如果仅仅对投资进行倾斜式的减免增值税,对于刺激消费可能不利。
最好的办法是平头减增值税,把增值税的17个百分点,下很大的决心较大幅度减下来。要算清一笔帐:究竟等企业垮台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明年春节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否则不利于过冬。此外,进口税应该免掉,否则顺差绝对量还在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个事情,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现在看来这些领域的开放空间还是很大的,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行政垄断大国企的改革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超高的福利薪水等等,根本上市场不开放之果。不突出市场开放,仅仅打人家利润和薪水的主意,他们往地上一趟,干脆没了利润,对谁也没有好处。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36条,规定非禁即可入,这两年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生产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核准、控制。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比如说土地,要想清楚不管4万亿还是更多,总要相应增加非农土地的供给。问题是,还是沿用单一国家征地制?那样难免带来大量的冲突和社会紧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怎么给4万亿刺激内需方案进行土地配套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中国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也光鲜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反而可能推进改革,希望这几年能够在这些方面有实质的变化。
问答部分:
邱劲:(讲了一段自己的看法)周教授做过企业方面的政策研究,讲讲国企的改革,金融企业的改革,有没有希望,然后徐林司长再具体谈谈。
周其仁:你刚才讲的很多观点我都同意。这次和97年那一波比,有个明显的差别,就是97年还没有形成民营制造业占绝大大多数的局面,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看起来不那么大,因为当时的国企就是没有订单,产品卖不动,工资大体还可以发,也没有今天的企业关门潮。后来财政、银行、股市都背不动了,才进入中小型国企的全盘改革和改制。
今天的结构很不一样,现在的制造业、特别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所以这次调整方式在社会上看很不一样。民营企业没有订单、或者成本顶得太凶他就歇业、关门、破产,带来的失业和农民工返乡的数量巨大。这是新特点,是好是坏短期内还看不清楚,不过突出的问题要面对。
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是有没有形势的逼迫,二是主观上怎么对这个形势做出反应。你刚才说美国说市场出了问题,靠政府救市。这里也许有一些误差,比如美国政府接管的“两房”,根本就不是市场里的民营公司,它们就是联邦支撑的公司。
政府有民生目标是好事,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实现?想让穷人都住上房,那收缩政府预算把本来政府花的钱用来解决穷人住房就没有问题。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收缩政府自己的开支,而是利用了政府信用,为商业机构的次贷提供担保。所以你说次贷危机究竟是“市场失败”,还是“政府失败”?恐怕是一个组合型的失败。
再说美元的供应量那样多,在全球泛滥成灾,究竟是谁的责任?究竟谁在发货币?不管格林斯潘潘怎么检讨说他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他本人可是美联储的官员,而美联储并不是私人机构,是联邦机构,决定着美元发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市场怎么样、政府怎么样,这个两分的结构本身有问题。我的结论是市场里都有政府,没有政府,产权谁在保护、货币谁在发行、市场准入谁在管制?我们要从每个失败中看哪些是政府行为不当、哪些是企业行为不当、那些是市场结构有问题,这样才能总结对中国有用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