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感言
2010-04-06 Tuesday 16:07:28
改革30年感言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30年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让我们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年我们都在乡下生活过,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听说农村有了变化,不那么相信。因为多少年农村就没有大变化,贫困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后来杜老给了点条件,我们利用暑期到安徽农村调查,看到了改革引起的变化,更知道改革来得多么不容易。从此就卷入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最重要的感受,是认识到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和困难,基层总有一些解决的办法,总有一些自发的对付困难的努力。这点不会改变,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总有人吃了苦头,或者让人不满意,所以总有人试图去应对,尝试解决一下。真正有挑战性的,是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零碎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汇聚起来,集中成为政策和制度。
30年前的农村是什么问题?就是农民太穷、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那是离谱的贫困与短缺的并存。不是社会不需要农产品,急迫地需要,可就是没有供给,同时农民太穷,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拖住了。这样老大难的问题能解决吗?
你要是在乡下呆过,就知道同样的天气和技术,农民也能把那块小自留地种好。为什么呢?就是体制上有差别:自留地也还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归农户管理,责任归农户,收成也归农户。就这点小小的不同,结果农民的行为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能不能把自留地的面积扩大一点呢?其实,这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包产到户的由来,无非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划到每一家农户,承包给农户经营。包产到户早在1956年的浙江永嘉县就有了,问题是1959-1961年大饥荒之后,自留地得到了合法承认,但包产到户还是得不到。
所以我们要晓得,不管中国经济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自发应对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就像当年,农民穷难道农民不知道?农产品短缺难道城里消费者不知道?都知道。也总有人自发地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1956年支持包产到户的那位永嘉县委书记,倒是给了农民提供了政策承认,但他本人却因此“犯了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回乡当农民一直当到1979年。这说明,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就有,历史上有、现实也不断地冒出来,困难是合法承认的门槛太高。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中国农村改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农民穷、农产品短缺的问题早就知道,能解决的办法也早就有了,但过去就是多年不承认,有时不但不承认,还要斗、斗、斗,非把适合生产力的办法当资本主义去批,口号越喊调门越高,可是路却越走越窄。
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端正了,决策人和决策机关眼睛向下,实行一种当年万里副总理讲的“事后承认主义”,先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步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非要等到原体制的维护成本非常高,高到几乎转不动了,才有可能改。这样高昂的体制运转成本,还要广为人知,才能内生出变革的意识和实践冲动。决心面对现实的政治家,愿意用自己的政治权威,为自发的改革实践提供试验的保护和合法的承认——这就有“戏”了。从这点看,邓小平和他那个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贡献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没有这个条件,底层自发的改革常常自生自灭,不能汇聚成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
现在人们一般承认80年代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地位。回头看那些政策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管用,早就想搞、也多次自发搞了起来。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干部的,说服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用党中央的权威肯定改革的路数,启动合法承认改革的程序。这个经验说明,离开了“官场”的一致认识,仅有底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者、调查者、学者的工作,也帮了一些忙。因为制度变迁之所以发生,除了原体制的运行成本足够地高,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变革体制的成本要足够的低。降低这方面的成本,最重要的就是降低信息成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底层的实践丰富得很,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到底实际状况什么样,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又引出了哪些新问题,非有系统而不是零碎的调查研究不可。机缘巧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一点降低信息成本的工作,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关于制度变迁的知识。
这样来看改革,有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个力量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
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上述两种力量连接到了一起,打通了经脉,使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和将来,中国的经济还会有问题,还会有困难,比如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几年没有碰到过的。怎么应对新挑战,事先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从改革30年的经验里吸取力量,在底层的自发努力与国家的权威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使分散的利益结合成为建设中国经济的伟大力量。
注释:
*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8年7月9日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上的发言整理。作者做了文字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