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

商界不宜仿官场

商界企业仿官场那一套，就没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场来过瘾，我看还有害处，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业功能，窒息企业家精神。

专车的争议：创新难过利益关

论创新现在应该没人反对，但创新要落地，要过利益关。此关难过，因为一个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变化，一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不免触动现存秩序，连带也触动相应的观念与既得利益。

城市规划是一个过程，执行主体与规划主体分离，绝不能一色官定官办，凡能民办的尽量让民间去办。

国家不等同于政府，国家能力也不等同于政府能力。国家能力首先是管理权力受托关系的能力，政府受托获得财政资源，依法行政，保护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踢球，过去似乎是清楚的，但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个哨子进场踢球，还是一道“中国模式”的风景哩。在很多情况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简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抢球！

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改革跟投资一样，现在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将来就没有果实可以收。经验很清楚，像下围棋一样，在框架上布下几个“眼”，过十年就有一大片。中国这十年收获的果实累累，是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做下了一些发展的“眼”。

谁提一条加税建议，就请他同时提一条减税建议；政府出台一项加税政策，就同时考虑一条减轻税负的政策，以保证总税负不脱离经济情况而不断地加重。

虽然邓小平和科斯从来没有机会谋面，但他们各自的行进方向却保证他们一定会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会面”，因为超级国家公司究竟要向市场经济走多远，正如价格机制的成本要求形成怎样的公司和公司结构，正是中国改革实践的重头戏所在。

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

再不下决心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以后还会酿成更大的灾祸。利率是同样的问题，要由市场决定，动不动用看得见之手去“调控”，企业的应变能力就没有了，最后吃更大的亏。

中国还是一个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如果我们在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经过改革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只要几个确定程度很高的规则，就不但能够帮我们应对未来还可能带来危机的不确定性，而且也能够帮我们获得未来的机会、运气和财富。

严格约束国家强制力

中国做对了什么

病有所医当问谁

世事胜棋局

挑灯看剑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