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

城乡中国58：“房地分离”是奇迹

要是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内生矛盾、冲突和紧张，那经济规律会说，人民用于生产的时间就必定减少，因为大家不得不花费时间、精力、以及各出奇招的聪明才智，来对付政策、制度里的那些个麻烦。

城乡中国57：分宅基地的游戏

有三股力量推高了农村宅基地的数量：实物分配不讲货币代价，成员之间不占白不占，以及一些村干部带头多占宅基地。三管齐下，宅基地需求的持续膨胀，就成为集体制下的一种常态。

农地承包留下的那条“集体制”尾巴，一时半会蜕不干净。这是农地转让拖泥带水、发展不足的一个体制原因。但另外一类农村土地——宅基地——的流转，近年以来却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对任何游戏规则，都赞成好办，都反对也好办，就怕一部分赞成，另外一部分绝不接受。看来要下营村采用1987年工分法来分配征地补偿的方案，就收到这令人绝望之效。

确权到户，长久不变——不得按人口变动调整土地——意在减免承包土地上无尽的债务，为更大规模的要素流动、转让、重组、再利用创造条件。这是包产到户改革的继续，也是比包产到户更为深刻的改革。拿不下此役，拖泥带水的土地制度必有拖泥带水的城镇化。

从今天的情况看，“政产合一、不断调地”这两条纠结在一起的小尾巴，最大的“效果”，还是对数目依然庞大的农村人口转向较高收益的行业、部门和空间位置，不断制造着体制性的摩擦。

农村的“社会保障”，总要以更充分、更高效利用土地、劳力资源为基础。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再分配的基础厚实了，才谈得到实施社会保障。公平第一、打倒效率，最后只能是普遍贫穷。

过去政权无论到哪一级，均不直接管理民间财产。土地和其他产权为家庭私有，似乎商鞅变法后就一以贯之。家庭之上是家族，即便有族产，也是另外一个范畴里的私产。

把家庭承包长期不变、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承包到期不按人口重新发包，以及有偿承包和转让等元素加到一起，不难看到一个新的产权制度正在诞生。最重要的特征，是稳定了农民家庭的土地权利，告别苏式集体大锅饭，并启动按市场准则再分配土地资源的新机制。

斯大林不但要消灭农村私有制，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以及其他反对全盘集体化的农民。结果是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然后就是天怒人怨的大饥荒。政策也被迫作出过局部调整，无非是坚持集体化的前提下，略为增加农民的自留经济。但是直到斯大林去世，苏联粮食产量始终没有超过沙皇时代。

湄潭首创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继包产到户之后，在农户利用集体土地方面又划下的一道权利边界。从制度改革或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权利安排的变化影响深远，涉及到几亿农民利用土地的权利，哪怕就算只多划了一道线，也值得对来龙去脉加以探查。

从变革集体土地制度的角度来衡量，湄潭经验抓铁有痕，不但从根本上改动了苏式农村集体经济，而且昭示了地方创新在中国制度演化中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机动田也好，“动账不动地”也好，讲讲不复杂，但做起来还是怪麻烦的。不胜其烦的，干脆过几年就重新按人口变动调整一次土地。在此种情况下，“承包制长期不变”云云，不过是挂在墙上的口号。年年重复一下，也就是安慰安慰农民怕好政策变坏的情绪。客观地看，集体制与承包制还做不到真正的长期共存。

通常的情况下，我们观察、调查、思考，然后把难题、想法和建议带到杜润生那里去。“土地转包”发生了，“无偿稻米”的实质其实就是“土地的有偿转包”，政策上如何看？要不要允许和承认？

严格约束国家强制力

中国做对了什么

病有所医当问谁

世事胜棋局

挑灯看剑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