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就业：转折与转机

2008-09-12 Friday 19:06:55

农村就业：转折与转机

周其仁

农村就业机会不足的局面，不但直接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张，而且间接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效率和公平”同时发生负面作用，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潜在因素。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国农村就业问题掉以轻心。

1996年，劳动部就业司主持完成了农户及劳动力抽样调查、进城民工及所在企业抽样调查、劳动就业服务机构问卷调查、城市民工就业信息与培训服务状况调查4项大规模的专题调查，并完成初步的综合研究。这项研究的背景，是我国农村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中国待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过大，增量可观。在已有的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未来几年内我国每年还将新增1 600万需要工作机会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仍将面对极大的农村充分就业的压力。

——近年国民经济增长和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似有减缓趋势。比如1986—1990年，中国GNP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总就业增长151万人；而到了1991—1995年，GNP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的就业人数降为85万人。再比如1990—1993年，GNP增长趋于减缓，到1994年才略有回升。每百万元真实投资带动的总就业和非农就业增加，从1982—1989年的平均451人和336人，降为1990—1994年的平均196人和 1 114 人，分别降低了565%和661%。

——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势头减缓。

——进城农民工的流动速度变慢。目前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中，50%仍在乡村，而只有198%进入地级市、省会和直辖市。另据推算，在城镇打工的民工总数从1995年后开始下降。

受劳动部的委托，作者完成了《机会与能力》综合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中国虽然已经临近就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但要根本摆脱原有发展战略和体制政策导致的“农村就业严重不足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超前”的格局，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农村就业机会不足的局面，不但直接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张，而且间接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效率和公平”同时产生负面作用，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潜在因素。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国农村就业问题掉以轻心。

不过，就业的压力并不意味着悲观的结论。回顾中国改革十余年的历程，报告看到了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继续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可能。总之，坚持过去17年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方针，以正确的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同时，在农民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发展一个社会各界参与的培训教育体系，补充以往对农村教育不足的问题。这两方面的结合，可以使中国的农业人口就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以下是报告完成后，本文作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谈话。

记者：就业压力是人所公认的事实。那么，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改善就业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呢?

周其仁：我并不主张把中国的就业问题孤立地突出出来。经济发展要兼顾很多东西，就业是整体的一部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购买力。购买力又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要是不景气，厂商卖不掉产品，开工不足，就业就更要下降了。我想表达的是，现在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可能是整体经济存在某些问题的一个表征。在这里，要把就业、收入、市场、开工这几者联系起来看。不然就业突出了，再行政干预就业，其他问题又出来了，干预起来就没个完了。

记者：你是觉得现在谈中国解决就业问题，不能单纯讲所谓“就业政策”，对吗?

周其仁：可以这么说。因为农民的就业机会首先不是由他们本人的就业意愿和劳动技能所能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和政策体制选择，决定着农民就业空间的容量，从而影响到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比如中国1978年以前农村的严重就业不足，与其说是由于千百年的历史遗产，还不如说是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后果。因为传统发展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商业并管制农业，以及城乡隔绝等，这样就把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也就是农民这部分隔离在国家工业化的积极过程之外。其结果，就是十分有限的资本被集中用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同时又禁止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配置和利用。所以，那时候的所谓人口“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其实是原有经济模式的一种常态。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也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地改善了就业状况，解决了大约一亿多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有不同含义，在中国我们谈的并不是西方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就业，而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记者：你看改革以来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周其仁：中国的经验证明，要突破原有模式造成的就业困境，必须全面改革传统的国家工业化发展策略和政策体制，具体说就是放宽农业管制、开放工商经营、突破城乡隔绝。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农业就业在以下三方面取得进展：第一，农牧业的就业含量增加了，大体是15年增加了46%。因为改革以后不但劳动效率提高，而且由于种养结构的变化，农民投向更多利用劳动力的产出方向。第二，农村办工业、商业，转移了将近一亿劳动力，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影响到好几亿人的生活。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加快向城市移动，有几百万农民工流向大中城市。这表明市场导向的改革和扩大农村就业是一致的。农民就业的改善反过来又扩大了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就业、收入和经济结构变动之间有一种互相激发效应，市场机制就把这些效应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开始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一个庞大的劳动人口转移到创造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部门，会有效地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出，也会改善农村就业结构。

记者：我有个具体问题不太明白：包产到户以后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不是农村劳动力多出来了吗?为什么农业内部就业机会还增加了呢?

周其仁：包产到户有效地激励了粮食生产，也就奠定了农村种植业和非农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农民有了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可以搞畜牧业、水产开发、种菜、种水果，这不仅增加了总收入，而且这些产出通常在单位土地面积里可以利用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所以增加了就业机会。这正是我国农业就业深度提高的微观基础，对农民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农民的行为，总以为农民不种粮食愿意去种其他的东西，仅仅是因为粮价问题。但农民有时会考虑另一方面，就是种粮食用的劳动很少。哪怕单位工价并不低，但总收入不多。比如割麦子一天30元，乡镇企业一天20元，应当说种粮食的比较利益高。可收麦子一年有多少天呢？大部分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在家庭组织里进行的。家庭作为经济组织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无法开除成员。农民家庭反正总要支付家内劳动力的费用，因此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是农民家庭的第一选择，这会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这个道理讲清楚，就能够理解农业的变化了。在不同的结构里，充分就业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记者：你谈就业总在谈经济环节，那么现在就业压力加大，从经济上看会有什么后果?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周其仁：我们所说的就业、收入、市场和企业开工率这个经济流程是有结构的。农民和大多数需要就业的人口正处于低收入水平，其收入多数用于买中低档的工业产品和中低档的服务。而我们自己的工业，是中低档工业供应能力过剩，高档产品供应能力不足。如果减少了就业机会，抑制了中低收入层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国内市场收缩不单是总量的收缩，而首先是结构性收缩——与国内工业对应的那块市场收缩了。同时，城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更多刺激了舶来品与外资企业产品的增长。这样一来，“民族工业的生存问题”就势必弄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本地工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进口品、外资企业的产品好像红红火火。如果政策不加以主动调节，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很复杂。因为中国正处于农业人口的就业结构调整之中，还没有达到与其人均GDP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加上体制错误带来的压力，很可能面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要难堪的就业局面，最终给效率和公平带来重大影响。

记者：你总是特别强调在中国，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使效率和就业公平同时得到改善，不过就业和宏观环境是个什么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宏观紧缩必然减少就业，你怎么看?

周其仁：这与货币紧缩没有必然的关系。同样的货币紧缩以后，资源怎么配置还是有选择。如果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加强利用市场机制，就业形势并不注定恶化。因为资金相对更贵的情况下，可能增加多利用劳动的选择。我不认为货币紧缩和就业有直接的对立关系，中间有体制调节。并不是多放钱就多就业，少放钱就少就业，并不存在这样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能完全脱离了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199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