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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2008-09-30 Tuesday 14:25:19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周其仁

六年以前,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中国同学,问了他们老师一个问题:与日本或欧洲相比,美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这位老师叫Lester Thurow,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能够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这位曾任斯隆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教授举证,“如果你看看美国25个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个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英特尔不存在!微软不存在!沃尔玛不存在!但“如果你看看今天欧洲最大的25个公司,它们在1960年早就是大公司了。”* 听的出来,这位教授对美国经济的这个特点颇感自豪。

这就带出了本文的主题——成长。受到上述对话的启发,我们不妨思考经济成长与公司成长的关系。在经验上,似乎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一个经济主要就是靠一家大公司支撑着。比如芬兰,当然那里也有不少好公司。但达到国际级的,可能就是Nokia一支独秀。国内有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方圆几百里就是一座高山,靠那一家公司支撑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就业和繁荣。这种类型有某种脆弱性,就是一旦这个支柱性公司发生什么问题,整个经济就摇晃。

第二种就是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靠一批百年老店支撑大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韩国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特征。谈起最大的好公司,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几家。早先还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后来举上,可是一旦形成一个顶端结构,多少年就超稳定。这同样符合Thurow说的特征,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少有大的变化。

第三种类型,从经济看是高速增长,但从公司看则是前仆后继,一排排起来,又一排排倒下去。通过一批又一批公司的死亡,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角度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是在最发达的经济里,公司成活率也不一定比最落后经济里的婴儿成活率高。但是仔细比较,不同国家的差别还是很大。有的大浪淘沙,总还淘出金子来——出了一批好公司;另外一些地方呢,来回折腾,所剩无几。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在公司组织方面留下家业。

最后一类就是令美国教授颇感自豪的那个类型,不断从小公司中成长出最大的、世界级的公司来。不是说老公司全都垮了,许多百年老店还在,比如IBM、福特汽车、JP摩根等等,都还在,也还有实力和活力;但又不断冒出微软、沃尔玛这样在25年内就迅速成长为最大公司的新锐。就是中国老话讲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推过了前浪,但是前浪并没有消失,前浪后浪一起组成了滚滚东流的大江。

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后一个类型才支持了最持久的经济增长,才从中长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前两个类型,或者过于脆弱,或者结构僵硬。当然它们总比前仆后继型的好很多。经济增长没有落下组织成果的,可以一时间很热闹,可是代价太大,消耗太多,难以持久,最后不能支持持续的经济成长。

看中国经济,连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她的公司和公司群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续、高速成长?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国家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之间,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样看,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公司成长,环境条件当然重要,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状态有决定意义。这里,要集中谈一谈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但似乎也更加困难。

这里说的是“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创新”——最早由熊彼特(J.A. Schumpeter)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做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等——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

是的,标新立异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标新立异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脱离市场需要的“创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长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业活动的灾难。这是所有创新性活动的共同困难——艺术创新最难的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学术创新呢?贵在启迪人们的思想。要是只讲新颖和独到,不论是否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断搞怪的“创新”,又有何难?

在商业上,受市场欢迎的创新才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就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不要以为消费者会把他们的需求清楚地说出来,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消费者自己也不完全知道。举一个例,川菜似乎谁都知道,但如果不是“俏江南”开发出带有文化格调的川菜,人们从何知道居然还有如此独到的对川菜的“市场需求”?

这类故事是讲不完的。要点就是有人对人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很在意,在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下,判断、决策、尝试、行动。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把创新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组合各种资源,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把市场做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对潜在市场需求的敏感”,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I.Kirzer讲的好,脱离市场需求的“创新”,可能给商业带来灾难。

仅从这一点看,现在更需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因为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比过去困难多了。到处都是所谓的“买方市场”,再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普遍的短缺,找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就可以卖钱。另外,全球化扩大了市场规模,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一个人想到的商业点子全球有很多人都想,而且强手如云,很容易把商业点子变成产品。

从另外一面看,企业家精神的“供给”难度又发生了变化。回头看,贫穷似乎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发动机,因为穷则思变,逼人奋进。中国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就是在穷的没办法的情况下,左闯右闯杀出一条路来。今天经济增长这么快,收入和享受比过去大大提升,反过来就是创业的成本迅速增加了。另外,过去我们国家还有一种造就企业家的特殊历史力量,那就是体制的错误和耽误,许多人多少年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带来机会,就拼死也不放弃。我知道的柳传志,差不多40岁才有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就是货币报酬再低,工作难度再大,柳总那代人也要干。现在不容易了,找一条坚持做下去的理由,很难;找一百条放弃的理由,容易。

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少年的官本位传统,企业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再加上长期乱批资本主义,企业家/资本家连头也抬不起来。只不过因为长期贫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在一个时期内被舆论接受,先富者包括企业家也还受到一点尊敬。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一些先富者的钱财来的不清不白,结果导致“疑富”、甚至“仇富”情绪的蔓延。这不能不降低对人们在市场上苦斗的精神奖励和鼓励。不止一次听人说,“何苦来者,现在又不是没饭吃”!

实际的经济环境变化也很快。前年我讲过“成本激升的挑战”,就是中国靠低成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近年产业成本升得凶——人工、土地,能源,材料,以及政府服务之价全面上涨。怎么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也讲过,与发达经济相比,中国还有很强的成本优势。但是全球都在开放,印度、俄罗斯、越南,追兵四起,谁也不会客气的。一片“中国世纪”的乐观浪潮里,新的挑战早就逼近了。市场上的挑战主要对着谁来的?当然对着企业家。从这方面看,难度也加大了。

最后,成长、特别是高速成长,本身就是极大的麻烦。我们来看“成长”这个词怎么用。一幢大楼从九层盖到十层,我们不叫“成长”,因为大楼没有生命。成长总是指有生命的主体,比如说孩子在成长,或者一颗树在成长。要感谢上苍——多少万年的进化,凡有生命主体的成长差不多都是自动实现各方面的配合和适应。比如孩子的个头和体重增加了,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也响应得到发育,否则就要出毛病。但是“企业成长”没有那么远久的进化。到今天不少人讲到企业,还是“做大做强”——完全都是物理概念,而不是生物的成长。可是在实践上,企业属于有生命的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加,一定引起内外部一连串的变化。疯长身高,内脏器官或调控系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育,很危险。

小结一下。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比过去更困难。于是问:英雄何在?很难的事情,才需要英雄的。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不断讲到任正非,讲到任总当年如何困难,而今天的华为让世人刮目相看。到浙江台州,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总讲当年的李书福。这说明一个地方、一个经济里只要出几位英雄,对后人就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最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讲多了没有用,做得出来才算数。

*见廖理、汪韧、陈璐著《探求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3-70页。

200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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