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路径〉首页/城乡中国/ 经济学与经济学人/城市化加速的第一推动——顺祝杜老百岁寿辰

城市化加速的第一推动——顺祝杜老百岁寿辰

2012-07-22 Sunday 19:05:19

城市化加速的第一推动
——顺祝杜老百岁寿辰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十六）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7月23日星期一

我国城市化指数重新掉头向上，是从1979年开始的。我在本专栏里讲过，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18%，是建国之后的一个谷底。1979年城镇化率回升到18.96%，应该主要是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带动的，但城市化的绝对水平，也就比20年前的1959年略高了一点点。自此之后，城镇化加速之势开始形成，1979-1995年间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1995年以后每年提升1.3个百分点到1.5个百分点，直至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越过了总人口的51%。

仔细打量，这一波城市化的重新加速，并不是政府以有形之手“指哪儿打哪儿”的杰作。从头探查，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甚至还根本没有可能把“加快城市化”列为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当时摆上决策台面的，是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八亿农民搞饭吃，但粮食问题远未过关；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却极其低下；“企业”还是行政机关的附庸，急需扩大经营自主权；财政赤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严重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科技教育极端落后。总之，当时国计民生问题成堆，从哪一头数，也轮不到“城市化加速”。

有意思的是，国家为解决那一连串实际经济问题的种种努力，被引向了一个日后看来意义深远的新方向——反计划体制的集权模式而行之，大规模向地方、企业、家庭和个人分权，并在行政分权的过程中开启了重新界定财产权利的历史进程。

举一个实例吧。农业落后、粮食供应短缺，从来是社会主义经济先天不足的一条软肋。1933年的斯大林以及1955年的毛泽东，面对的都是这道大难题。不过那两位领导人的应对之道，是不断地把农民种地和销售的权利集中到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结果，农业拖腿和粮食紧张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常态。对比之下，1978年的中国又遇农业和粮食困难，可这次的“实际问题”却逼出了一个农民包产到户的改革，不过几年工夫，人民公社就解体了。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方程”？

容易找到答案的，是执政理念的变化以及由谁来主导政策制定。这当然是两个关键。譬如，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当然有决定性的意义。不靠实践，靠本本、靠背语录，哪里搞得起农村改革？还有，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陈云外加胡、赵、万，换上另外一批也够级别的领导人主政，“实际问题”真不一定就逼出一个普遍合法的包产到户来。

那么，再追问：为什么要到1970年代末，执政党的为政理念、思想路线和领导班子，才发生那样根本性的一个大变局？因素当然很多，不过我以为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原来的那一套实在搞不下去了！

这里所谓的原来那一套，实质是为了国家工业化而不断剥夺农民的自由、收减农民的权利。那一套也有自己的逻辑，就是本栏文章讲过的“管制加码”——开始只管头，效果不彰，又转过来管脚；越管越多，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少。管头管脚还要师出有名，罩上了一件标榜“主义”的大袍子，什么宪法、法律、政策以及过去的政治承诺，统统不受拘束。

那可是极其完备的一整套，走进去就不容易走出来。何以解套的呢？前苏联是国家垮了台才算拉倒。中国幸运一点，但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非搞到再也搞不下去的地步，才人心思变。以个人之见，决定性的还不是那些个“反映客观情况的数据”，例如低到不能再低的农民人均收入、多少种田人吃不饱饭以及饥荒死亡人数等等。真正决定制度和政策命运的，其实首选人们的主观感受，要看当事人特别是层层执政者对那一套做法的内心评价。

我下乡的黑龙江，大片大片的黑土地，只是“越长江、过黄河，粮豆总产300亿”，口号喊了多少年，产量也上不去。记得那时省里有一领导下去蹲点，抓了一年路线斗争还是没把粮食抓出来。最后他给省上写信，有一句泄气话后来被批得个一天世界，倒让人过目不忘——“就是派马克思来，粮食也打不上去！”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省级头头若不是对那一套彻底丧失了信心，哪里会把老祖宗拿出来调侃的？

基层干部看得就更真了。金华是浙江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区，我访问过那里一个大队支书，他是合作化后一以贯之的积极分子。问到怎么同意包到户了？她的回答：解放好几十年了，农民的裤子还是破的，露着肉，总要试试别的办法吧。

说起来头头是道的那一套，非要闹到搞不下去的地步，才引发怀疑、反省与反思。事情也只有闹到搞不下去了，底层才被逼尝试、摸索“别的办法”，上层才凝聚“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共识。从农村的经验看，底层闯一闯、试一试，高层看一看、想一想，上下互动，才有机会推进体制方面的改弦更张。

国家权力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力：松动管制、放宽政策、承认农民更多的自由并给予保障。当然是一步步渐进而行：农民增加了选择种地方式的自由，粮食就多了；粮食多了，则增加了选择种粮还是种经济作物的自由；接着就是增加农民选择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的自由；再往前一步，农村的工业商业如何摆布为好？分散搞，村村冒烟；相对集中搞，城镇的开放就提上了日程。

容我从当时的政策文本里寻章摘句，好叫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事后被证明从根本改变了城乡中国大格局的新政策，原汁原味的表达究竟是怎样的。以下是《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1980年代第3个中央1号文件）里的几段文字：

——“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

——“不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

——“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要继续抓紧整顿，建立和完善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采取适用技术，提高经济效益，促其健康发展。责任制的形式应根据企业的规模、生产特点和经营状况确定，防止少数人仗权垄断承包、压价承包和转手承包的现象发生。家庭小工业，供销合作社办工业，国营和社队联办工业，各具有不可取代的经济作用和意义，应总结经验，努力办好。”

——“农村工业应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面向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城市工业协调发展。农村工业适当集中于集镇，可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并带动文化教育和其它服务事业的发展，使集镇逐步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建设集镇要做好规划，节约用地。”

背景、趋势、问题铺垫完毕，最后轻轻一笔，画龙点睛：“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相信今人读了以上文字，不会有惊天动地的感觉。其实，当时也没有。无非“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还能闹出多大个的动静来？当时文件下达，没有欢呼的热潮，也没有激烈的挑刺和批评。唯一的变化静悄悄，那就是“农民中最不甘心永远当农民”的活跃分子，从此多了一个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合法机会。他们影响别的农民，别的农民再影响别的农民。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才叫人看得真切，原来数亿中国农民由乡入城的机会之链，第一环就写在上引的那些朴实无华的文件语言中。

行文至此，恰逢7月18日杜老百岁生日。杜老是山西人，他的出生地太古县阳邑村，几年前出差时我们几个专门转道去看过。再普通不过的北方村庄，再普通不过的农家院落。可见出了杜老这么一位人物，靠的还是时代的大潮。是的，“一二·九”运动、太行山上、挺进中原、新区土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小脚女人”、科学院秘书长、重回农口、主持制定“五个一号文件”、谋划农村变革、直到远离了庙堂还替这个国家操心农民问题——哪一场都没有拉下的，数下来也就只有杜老他这一个。老外盛赞他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江湖上不少老人家尊他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听来都顺耳，因为杜老至名实归、当之无愧。

不过最为妥帖的，还是杜老他自己在90岁生日时讲过的话。那次是在京西宾馆——80年代多次起草、讨论、决定中央一号文件的地方——轮到90岁的杜老致辞，他开口第一句就让满堂宾客为之动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活到了九十岁？！”下面还有一句：“我不过是农口的一个‘符号’。”

是的，杜老是中国改革开放、城乡关系变革伟大潮流里一道耀眼的符号。别的今天写不下了，有一句话要借本专栏说一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上下互动，中间有没有杜润生这道符号，历史毕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