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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评论之四十:“不差钱”有什么不妥吗

2011-05-09 Monday 11:00:39

“不差钱”有什么不妥吗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5月9日星期一

很佩服艺术家的直觉。多少年前,姜昆在春晚说北京的广场过于空旷,不如改为大市场以免出问题。事后证明他的预见力超凡。去年春晚,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活脱脱点出了流动性泛滥下的时代特征。还真是的,晒晒公私账本,观察各种开销记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不差钱”随处可见。

这当然是中国经济搞起来的结果。2000-2009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8万亿增加到34.3万亿,绝对数增加了24.5万亿人民币。从支出角度看,同期中国的投资从3.5万亿到16.4万亿,增加了12.9万亿;消费从5.4万亿到16.6万亿,增加11.09万亿。好家伙,不过九年功夫,中国的年度投资加消费就增加了23.6万亿,当然“不差钱”。在社会总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开支增加了6.98万亿,政府消费增加了3.26万亿,人数最多的农村居民最不济,但也增加消费开支8270亿。这些总量和结构的数据,可议之处不少,但打下了中国经济“不差钱”的基础,却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是,“不差钱”的增加程度,远比国民经济增长来得快。2000年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存量13.46万亿,到2009年年末已达60.62万亿,增加了47.16万亿。这是说,九年之间,我国现金和银行存款(M2)的增加额,比GDP的增加额(24.5万亿)和投资与消费开支的增加额(23.6万亿),分别高出了23万亿-24万亿!

这里话分两岔说。一是上述货币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的现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二是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的含义?

关于第一点,本系列发表了的评论已提出作者的阐释。中心论点是,人民币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总是在制度约束下人的行为的结果。具体讲,近年中国的货币运动包含两个圈圈,其一是出口导向驱动的经济高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累积起数目惊人的“净出口”(2000-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累积达10.4万亿人民币)。这部分“国民生产”在中国境内完成,商品和劳务净输出到境外,但相应发生的工资、税收、利润和其他服务费用却作为人民币购买力留在了境内,成为追逐国内“不足额”商品与服务的货币力量。与此相匹配,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大手购汇,在形成过量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向商业银行被动注入流动性。其二,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条条块块政府主导的投资,更偏好银行信贷杠杆,在“供地融资”机制下,加速商业银行的货币再造。讲到底,货币供给远超过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过度依赖投资在货币上的表现。

本文要讨论的是第二点,就是怎样看待远超过经济增长的货币增长?最近看到一些评论,主要观点是“不差钱”何惧之有?无非就是通胀,而中国的通胀并不十分严重,或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即便有5%-6%的通胀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能同意这些观点,讲讲自己的理由以求批评吧。

说中国通胀不严重,根据是CPI,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表现。从数据看,上世纪80年代的CPI比进入新世纪以来要高得多,1988年的峰值为18.8%,次年还是18%,平均算,1980-1989年间为7.45%。90年代的通胀更高,平均算7.77%,峰值是1994年的CPI冲到过24.1%。比较而言,2000-2009年间的CPI平均仅为1.87%,峰值不过是2008年的5.9%。以图形描绘,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胀指数下了一个大台阶,似乎是一只已被降服了的老虎。

但是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是新千年开始的头几年,中国还没有走出上一波通缩,由此2004年以前的CPI很低,其中有一年还是负值。到了2008年,CPI再次冲高,第一季度有8.7%的记录,不料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现,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首当其冲,物价纷纷跳水,结果2009年的CPI不但没有继续上行,反而又一次跌为负数(-0.7%)。这一头一尾共5年,当然把CPI的平均值拉了下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最近十年平均的CPI虽然不高,但资产市场的价格却冲劲十足。上证指数在一年半时间里从1000点冲过6000点,就发生在这个时段。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房价必升、炒房必赢”的预期,是在这十年形成并普及开来的。否则,何苦发这么多管制房地产市场的文件?“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又岂不是空穴来风?至于其他投资品,从商业店铺、古玩首饰、红木家具、中外艺术品、邮票、园林树木、普洱茶、大红袍直到墓地,无一例外都在这十年之间出现了史上最牛之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究竟能不能完全地度量出通胀的严重程度?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定义,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对于可应市的商品与服务量太多,所以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持续提升。消费品物价呢?不过是物价总水平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国人平均收入水平低,花销结构单一,人们有了钱就消费,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活动限于教育和养儿育女,一般也表现为消费开支的增加。90年代有点变化,但很多普通人家卷入日益多样的投资活动,却是新世纪以来的新现象。从这点看,越靠近今天,CPI反映通胀程度就越不足。到底拿什么测量更准确,见仁见智,要统计专家下定论。我自己倾向于按中文的“通胀”定义,直接看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变化。这一看,新千年以来我国货币和准货币的增加量惊人:2010年末高达72.6万亿,比2000年末绝对增加了59.14万亿!

货币决定潜在的物价总水平。现金在手,想买什么,说出手时就出手。持币而不购物的,那也是为了将来购物的方便。前提是,行为者相信未来买不会比现在买要吃价格上的亏。这就是说,预期很重要,一旦通胀预期形成,人们觉得将来买不如现在买,流通中的现金量多大,市场的“买压”就有多大。至于“准货币”即在银行里的存款和储蓄,是不是冲到街上来也成为买压的一部分,关键看真实利率。讲过的,不喂上一大块肉,笼中之虎饿极了会想办法往外冲。还没有全部冲出来吗?我的理解是历史记忆还有作用,存款人相信通胀指数过一段终究会下来,忍一忍不悖理性原则。

目前的形势是,远超经济增长的广义货币增量惊人,真实利率为负,通胀预期又已形成。在此情况下,还以为“不差钱”舒舒服服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以为是短见,而且是危险的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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