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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避免最糟糕的政策组合（《中国改革》采访）

2011-01-21 Friday 11:49:43

周其仁：避免最糟糕的政策组合（《中国改革》采访）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出版日期2011年01月01日

对话人：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叶伟强 财新传媒《中国改革》执行主编

　　2010年岁末，通货膨胀有如出笼猛虎，令人望而生畏。中国连续两年的天量信贷，美国再次启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者内外交织，置中国经济于极高风险之中，既令资产价格快速飙升，也使普通物价节节攀高。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胀不起，宽松不止”的势头，中国如何应对由此催生的外来资本冲击以及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趋势难改，人民币还要钉住美元吗？中国经济还要承担钉住美元的巨额成本和风险么？

　　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详解中国经济2011年最大风险以及应对之策。

　　被动超发货币是通胀之源

　　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对这都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有商品或广义的资源供应入市，则价格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应增加有质量的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包括价格管制。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财新：对于通胀的源头，你比较担忧央行的“第二货币动脉”，即为了守住汇率目标，不断用基础货币大量购汇，而加息对此的作用和空间都有限，因此不能调节其间的货币运动。怎么办？

　　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却因此变得体型更大，胃口也更好了。但问题尚未根治。

　　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很简单，即使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不过有助于抑制高通胀预期可能转为恶性通胀的几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

　　加息也是 “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根源是货币总供给过大，非到源头下工夫无法根除。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

　　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钉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

　　1997年-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四至五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胀没有变成现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财新：具体而言，过去这些年，货币深化对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

　　周其仁：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中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

　　财新：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进一步货币深化的空间？市场化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

　　周其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表面上看，中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现在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

　　比如，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嘛。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中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

　　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诸多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财新：为解决被动货币超发的困扰，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否需调整？如果是，该如何调整呢？

　　周其仁：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地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因素颇多，其中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和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此外，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应适度压减进口税费并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不但出口政策需要调整，整个刺激政策都要退出。中国经济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因为经济刺激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整体市场物价产生的不利影响。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

　　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财新：你刚才提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是影响中国进口扩大的根本因素。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诸多国际上的批评和指责，对此如何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另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经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该中心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

　　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财新：既然人民币汇率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形成，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周其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

　　当然，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问题在于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汇。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原本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财新：如今，不仅中国货币超发，人民币所钉住的美元也在主动超发，11月刚刚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Ⅱ），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情形下，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再次出现，你认为是否可行？

　　周其仁：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Ⅱ为例，如果还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否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若是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联，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纷争？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财新：如果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制，以某一种货币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可以尝试吗？

　　周其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汇率钉住美元，再以汇率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等于给各自的货币龙头加上了一道锁，只要谁也不超发货币，物价稳定，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国际上发挥比较优势，外向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模式就此形成了。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货币纷纷“跳水”。很奇怪，盯住美元的汇率固若金汤，为什么守不住了呢？人们纷纷到这些出了麻烦的国家里寻找其内部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想，那构成东亚货币之锚的美元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2008年危机的爆发地点是美国，也就是那个为全球、亚洲与中国提供稳固的货币之锚的国家。危机的特征是锚先大动，然后祸及被那高频钉住汇率绑到一起的经济体。假如美元自己没有可靠的锚，它又凭什么充当其他国家货币之锚？

　　财新：既然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未明，人民币应当作何选择？

　　周其仁：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

　　在此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如今，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