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考虑“就业券”
2009-03-01 Sunday 22:15:05
不妨考虑“就业券”
周其仁/文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02日
春节后看春运的报道。铁道部说,年初六后,有15天全国铁路客流每天在500万人次以上;正月十五后,更有连续五天每天突破550万人次的历史记录,“今年返程客流高峰持续时间之长,创下春运史上的记录”。整个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亿人次,同比增加10.6%。
这大体验证了以下判断:无论金融危机导致多少工厂关门、影响多少农民工失业与返乡,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离乡进城。我的看法,在没有更系统可靠的调查资料公布之前,记下这点很重要,因为它指出未来应对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没见过如此“惊涛骇浪”般的失业报道。先是温家宝总理访欧途中,对媒体讲到约12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随后就是农业部的一项十省调查,推算全国失业农民工为2000万。官方公布此结果之后,从英国《金融时报》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路转载,“2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引起全球高度关注。有媒体更出惊人之语,声称中国失业农民工的人数高达1亿!
大家不免担心,这次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下岗,将引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一波“返乡潮”。那次是一道命令就把2000万人从城镇清退回乡。连带来的,是对农村稳定的担忧、关于“在农村扩大就业”的建言,以及提高农村低保与农业补贴的设计。有的地方还叫停了土地流转,怕返乡农民工流离失所。
那些已有过离乡进城经历的农民工,到底会不会因危机而长期重返乡村,甚至从此“定居”乡下,再度延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我自己不大相信这个前景。即便在40多年前,要不是行政强制力的作用,也不容易就把几千万人从城市送回农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城镇总比农村有更多的机会。除非没有选择自由,人们为什么逆向而动呢?所以,我把今年超历史水平的春运返程客流量,看做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最后还是离乡进城。
问题是,重新进城的农民工能不能再就业?对此,有的媒体提出了看法,例如,那家爆出1亿失业农民工“猛料”的媒体,在节目中举证“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100万新的就业”。然后推论:就算2009年中国“保八”成功,全国新增就业也不过800万而已。是的,给定新增1亿失业农民工的天文数字,巨大就业缺口的悬念,还不玄上了天?
这种“分析”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就业量要受“相对价格”的影响:难道可以不管什么样的工价水平,GDP每增长1%,就一定可以带动多少就业量吗?没有那回事。工价不同,就业量也就不同。这样看,“就业”首先是一个微观问题。年前在几个地方听到,有农民工主动以降薪换稳定的就业机会。降薪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起失业来,还要好不少。况且,经济下行时,物价也下行,生活成本低了,调减工薪的净效果就要打折扣。这就是说,市场机能调节工价。工价调,就业量也就变。
但是,“法定工价”就没有那么灵巧了。眼下的例子,许多地方在去年的高通胀中提升了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保扣除,后来,物价经历了“自由落体”式下跌,试问法定最低工资可以因此调减吗?答案是“难”。第一,难在法定程序,市价可一日数变,议事程序和结果岂可多变?第二,在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的当口,再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政治上就不正确!”况且,危机时期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提高低保和发放各种消费券——在客观上也产生不容调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的压力。
挑战来了:市场自发调节的机能,遇到法定工价就起不了作用。工价不调,就业量何以增加?以千万计数的下岗农民工,又从何得到再就业的机会?另外的门道,在经济萧条、情况危急的情势下,就不管法定工价那一套了吧?这也许就是时下不少地方明令“不要再给企业增加劳动成本”的意思。据此,我个人以为,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估计偏高。但“有法不依”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立了很多法,不执行,比“无法无天”究竟进步在哪里?
出个难题吧:能不能在法规的框架里,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工价与就业量的机能?可以的。办法就是由企业与工人自由议定工价与福利,如果议得的工价与福利高于法定水平,执行就是了;若低于法定工价水平,由政府出资补到法定水平。政府的这部分出资,就叫“就业券”好了,含义是谁劳动补贴谁,怎么也比五花八门的“消费券”要合理些——不工作也派消费补贴,那“意愿失业”的人数真有可能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