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费用是大事(解释中国经济成长之四)
2008-09-26 Friday 14:05:59
制度费用是大事
——解释中国经济成长之四
周其仁
要素价格急速上升,中国经济将如何应对?作者的看法,关键要看其他经济变量——主要是制度与要素质量——能否提供足够的“对冲”。如果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能继续大幅降低,或要素之质量能继续大幅提升——且两项合并的效果可以抵过要素成本急升——那么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依然。反之,一定是麻烦的开始。前面讲过的,国际环境的特征是追兵四起。倘若中国的“对冲”效果不如对手,麻烦也要来。
“看不见”的制度
先要交代一下,“制度”不容易观察。熙熙攘攘的市场、井井有条的公司、不时大爆新闻的经济活动,都容易观察。可是,从哪里可以看见“制度”呢?是政府颁布的典章,还是机构挂在墙上的规章?虽然书本的定义说,制度无非是人们行为的一套规范或准则,但我们就是不容易直接看见这些抽象之物。
所以,虽然历来重视“制度”的大有人在,但是用“不易看见的制度”明明白白解释世事,却乏善可陈。于今回顾,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科斯作为一名在读的大三学生,想到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来解释市场和市场里的企业,实在是石破天惊。其实,市场是一套制度,企业也是一套制度,恰恰从成本、代价和费用(cost)的角度,才最容易看见这些抽象的制度。市场中的人不难明白,除了直接的生产成本之外,经济活动还有许多其他费用——寻找交易对手,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定价,履行契约,解决纠纷等等。商人们用不同的会计科目处理这些费用,但科斯——以及走科斯路线的经济学家——却提点我们从这类人人可见的费用中,发现市场和企业存在的理由。
要是交易没有发生,还有交易费用吗?回答这个问题要当心了。比如你我对热情洋溢的上门推销者心生狐疑,决定拒之门外。交易未成,交易费用也就没有了吗?对方种种的推销努力,你我放弃的购物机会,不是为交易而发生的耗费又是什么?这显然是“买卖不成费用在”的情形了。就是说,虽然是观察制度的上佳角度,但交易费用究竟为何,却要仔细调查才可能知道。在逻辑上,制度总为节省交易费用而存在,也为节约交易费用而变化。有了科斯的提点,付出调查交易费用的努力,我们观察制度有如神功。
改革越来越困难
本来,降低制度成本、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以往经验的基调——“改革开放促经济增长”是也。问题是,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继续降低制度成本的空间在边际上究竟还有多大?让我们从制度费用的角度,举证一些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吧。
先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人的储蓄意愿高,让世界羡慕。可是问到积蓄起来的资源利用得如何,该如何回答呢?高通货膨胀的年代,真实负利率吞食人民财产,不说也罢。好不容易煞住了通货膨胀,但银行不良资产的发生机制,至今根除了没有?其他不论,单说1999年按账面值拨出14 000亿不良资产,尚未处理完,据说又发生了 20 000亿。横竖发生了坏账由纳税人兜底,吃完“最后晚餐”还有宵夜,然后顺理成章等早茶。全部代价都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昂贵无比!
转谈股市。中国办股市的缘起是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太低,而普遍的企业高负债现象,是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微观基础。解决之道,就是扩大企业的直接融资,而股市应该是股权融资的必要制度安排。可惜十几年过去了,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比例更高了!说“股市边缘化”,我的解释是,国有商业银行够贵,股市更贵;因为股市太贵,光顾的客人当然就少了。
还有地价。最近地产界热闹,为房价、地价的联系机制吵得凶。我的答案要以后发表。这里重提两年前一篇旧作的观点——私人卖地与政府卖地的行为不同:前者可对地价上升作增加供应的反应,从而平抑地价;但是政府垄断卖地,就很难做到。现行土地农转非陷入一种制度性两难境地:听任各级政府征地吧,等于发放剥夺农民的许可证;叫停或严格审批吧,供地脱离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寻租猖獗之后,还是挡不住地价看涨。
国企改革,说易极易,说难极难。大体上,亏损累累的怎么改也没人责难。盈利的,改制难度就不免与赚钱多少成正比。吵来吵去,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些在竞争的市场里成功的国企要不要界定资产形成的历史贡献?改制叫停,形形色色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也可以一并叫停?
最后,在“行业整合”、“制止恶性竞争”等名目下,行政垄断行业扩大市场竞争的改革似乎扭头重来。以拥有3亿用户的移动通讯市场为例,举目全球,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只发两块牌照的?一些舆论的意思,似乎两块牌照还是太多。为什么不从国民经济整体打主意——增加行政垄断利润,就是增加全体用户的成本,就是减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难道真的不知道,要素之价急升的形势下,放缓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点原因
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对于降低国民经济的制度费用,至关紧要。可是为什么改革越深入,难度好像越大?作者日后还要对此再作探讨。这里写下最近思考的结果,一共是四点可能的理由,与读者交流。(1) 渐进改革策略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差不多改完了,留下来的都是难的;(2) 深层次改革要触犯的既得利益巨大;(3) 现在政府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很多,难以集中力量推进改革;(4) 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降低了进一步改革的紧迫性。问题是,在国际追兵四起的环境里,中国又遭遇要素成本急升,不考虑推进改革来作为“对冲”,还有其他坦途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