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改革的隐忧
2008-09-26 Friday 12:01:44
教材改革的隐忧
周其仁
从经济角度看,教材的出版和发行是一门不得了的business。迫不得已使用的这个英文词,有商业、生意、买卖、交易、营生、事务等多种含义。可是以中文下笔,用哪个意思也可能引起麻烦。反对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人士,一定质疑既然教育不是产业,又怎么可以把教材看作商业或生意?反过来,教材从不免费,说教材的出版发行是一项“事务”,岂不更让人不知所云?还是business 吧。
先看看这个business有多大。单以中小学论,我国每年在校学生就有1.8亿人。这么一个超过许多国家总人口的群体,每年选用的各年级各课程教材,从编写、审读、出版到发行,要耗费多少资源,又要涉及多少机构和职业人口?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共销售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近81亿册,总销售额430亿元,差不多占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出版物销售总额的40%!
不过,仅仅粗看起来,中小学的课本和教参,才和武侠小说一样,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销售”。实际上,教材买卖非常特别。大家都知道金庸作品在图书市场上的厉害。不过金庸就是再厉害,也不能要几亿学生非读他的作品不可。只有教材才有这个“本事”。多少年来,我国实行的高度行政垄断的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垄断编审,教育出版社垄断出版,新华书店垄断发行。
金庸的作品当然是独到的。读者们正因为欣赏金庸的独到性才愿意为他的作品付费。但是金庸的独到,并不能强制性地禁止其他作家别具一格地与他争奇斗艳,更不能强制读者为他的作品“埋单”。发行金庸作品的经销商受市场竞争的影响,也不能不比拼节约经销成本。但是,行政垄断的教材,要天下学子花费大把银子购买的,却是另外一种“独到”:你不出价,就不得经教育之门而入!
改革是不容回避的。实际上我国教材体制的改革,早就兵分两路进行。一路是教材出版,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一纲多本”方针:教育行政部门只负责制定统一的教材大纲,而由多家出版社按大纲竞争投标教材的编写,凡获得教育行政机关审查通过的,就可出版供各地学校选用。
另外一路,就是教材发行的改革。经中央政府批准,从2002年起在3个省市(安徽、福建、重庆)开展教材发行招投标制的试点。新体制鼓励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加教材发行的投标竞争,中标者获教材的发行权。这与教材出版改革的思路基本一致,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引入教材出版发行的投标竞争。
但是回头盘点,上述两个方面的改革,实际进展都无法令人满意。教材出版方面,我自己问过不少北大同学,几乎无人知道“一纲多本”,以为老师在问一道偏题。我解释说就是中学时代同年级、同科目使用不同的教材。大多数回答没听说过;有的直接表示这绝不可能;很少听说过,但猜想那可能是在不同省份之间有所不同。当然不是系统的调查,作得不准。不过我接触到的考入北大的同学,优秀可不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多本”的教育。
发行改革进展更慢。3个省市试了3年,“绝大部分教材还是由新华书店发行”。政府关于降低书价虚高的期望也没有实现:一个试点地方的教材发行利润仅仅减少了1%,另外一个地方只实现了0.3%的发行折扣。教材发行还是“暴利行业”,还是行政垄断机构的“利润奶牛”甚至“口粮田”。政府原先关于2003年扩大教材投标试点、2004年在全国全盘推开的部署,无疾而终。
2005年9月,有关政府部门启动了新一轮教材发行改革。据报道,牵头单位由强势政府机构发改委挂帅,改革试点省市扩大到11个省市,允许非国有发行公司介入投标竞争,允许在试点范围内跨省市竞投标,规定同时招标的教材不得低于全部教材品种的10%,不得低于主要教材品种的40%,并规划到2008年秋季在全国实行中小学教材的投招标体制。
以上这些皆可圈可点。不过,我认为还是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教材改革无论如何不过是整个问题链上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想清楚,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都不会孤立评价教材供应的效率和公平。如果仅仅增加教材供应环节的市场准入和竞争,但并不同时增加办学、考试以及人才深造机会决定等其他环节相应的选择自由,即便现有的教材改革计划如愿实现,我们还是难以预言最后的结果。
我看到过的一则中国台湾地区的新闻或许可以作为警示。在推行了“一纲多本”方针后,因为还是要应付统一的高考,台湾中学生从原来面对“一本教材一套参考”变成要面对“多本教材和更多本参考”。那幅也许有点夸张的新闻照片让人过目难忘:“国中3年全部教学参考书一共1 088本”,“全部买下来,要花22万台币,比4年国立大学的学费还要贵”。
容我预言,这种事情只要有1%的可能性在大陆出现,一定有人出来高喊:市场化改革完全失败。
200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