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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避免最糟糕的政策组合(《中国改革》采访)

2011-01-21 Friday 11:49:43

周其仁:避免最糟糕的政策组合(《中国改革》采访)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年01月01日

对话人: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叶伟强 财新传媒《中国改革》执行主编

  2010年岁末,通货膨胀有如出笼猛虎,令人望而生畏。中国连续两年的天量信贷,美国再次启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者内外交织,置中国经济于极高风险之中,既令资产价格快速飙升,也使普通物价节节攀高。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胀不起,宽松不止”的势头,中国如何应对由此催生的外来资本冲击以及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趋势难改,人民币还要钉住美元吗?中国经济还要承担钉住美元的巨额成本和风险么?

  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详解中国经济2011年最大风险以及应对之策。

  被动超发货币是通胀之源

  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对这都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有商品或广义的资源供应入市,则价格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应增加有质量的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包括价格管制。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财新:对于通胀的源头,你比较担忧央行的“第二货币动脉”,即为了守住汇率目标,不断用基础货币大量购汇,而加息对此的作用和空间都有限,因此不能调节其间的货币运动。怎么办?

  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却因此变得体型更大,胃口也更好了。但问题尚未根治。

  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很简单,即使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不过有助于抑制高通胀预期可能转为恶性通胀的几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

  加息也是 “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根源是货币总供给过大,非到源头下工夫无法根除。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

  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钉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

  1997年-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四至五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胀没有变成现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财新:具体而言,过去这些年,货币深化对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

  周其仁: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中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

  财新: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进一步货币深化的空间?市场化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

  周其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表面上看,中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现在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

  比如,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嘛。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中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

  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诸多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财新:为解决被动货币超发的困扰,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否需调整?如果是,该如何调整呢?

  周其仁: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地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因素颇多,其中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和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此外,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应适度压减进口税费并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不但出口政策需要调整,整个刺激政策都要退出。中国经济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因为经济刺激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整体市场物价产生的不利影响。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

  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财新:你刚才提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是影响中国进口扩大的根本因素。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诸多国际上的批评和指责,对此如何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另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经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该中心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

  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财新:既然人民币汇率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形成,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周其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

  当然,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问题在于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汇。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原本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财新:如今,不仅中国货币超发,人民币所钉住的美元也在主动超发,11月刚刚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Ⅱ),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情形下,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再次出现,你认为是否可行?

  周其仁: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Ⅱ为例,如果还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否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若是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联,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纷争?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财新:如果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制,以某一种货币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可以尝试吗?

  周其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汇率钉住美元,再以汇率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等于给各自的货币龙头加上了一道锁,只要谁也不超发货币,物价稳定,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国际上发挥比较优势,外向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模式就此形成了。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货币纷纷“跳水”。很奇怪,盯住美元的汇率固若金汤,为什么守不住了呢?人们纷纷到这些出了麻烦的国家里寻找其内部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想,那构成东亚货币之锚的美元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2008年危机的爆发地点是美国,也就是那个为全球、亚洲与中国提供稳固的货币之锚的国家。危机的特征是锚先大动,然后祸及被那高频钉住汇率绑到一起的经济体。假如美元自己没有可靠的锚,它又凭什么充当其他国家货币之锚?

  财新:既然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未明,人民币应当作何选择?

  周其仁: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

  在此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如今,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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