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5月14日 星期一

说来不易相信，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居然与一套“城市偏向”的观念、制度与政策有关。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原来重工轻城并不是“轻视城市”的产物，恰恰相反，是“维护城市”的偏向主导了体制与政策，才强力阻挠了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发倾向。

容我从较远的地方说起。1991年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后，选过一门讲英国人口的课程。老师是剑桥来的斯科菲尔德（R.S.Schofield）教授，曾多年主持颇有声望的“历史人口小组”的工作，利用散见于英国各地教区的洗礼、婚礼、葬礼登记资料，“还原”了工业革命前几百年的英国经济社会人口变迁。就在那门课上，我才知晓早在出国前就自以为耳熟能详的“城市化”，从观察到概念的形成别有一番来历。

最早是人口统计方面的发现。例如17世纪的人口统计学先驱约翰·格朗特（JohnGraunt）(1620-1674)，在分析当时伦敦的洗礼与殡葬数据时，发现本地的殡葬数远远大于本地出生的人数。他估算，从乡村和小城镇到伦敦的净迁入人口，平均每年高达6000人。作为交叉检验，他又分析靠近南安普顿一个小镇的数据，发现90年间这个小镇共增加了1059人，其中300人留在原地，400人移民美洲，300~400人迁入伦敦。这就是说，伦敦城从一开始就是人口迁徙的产物。更一般地说，城市是城市化的结果——居民从聚集程度很低的乡村流动到密度较高的城市。

是城市的热闹与收入机会等等把人口“拉”上了城市化之路吗？至少开头不是。不少乡村人口是被“赶”出来的。哪些人呢？那些没有机会继承家庭农地或手工作坊的年轻人。儿子也无权平分家产吗？是的。原来那里的传统，家产是家长的财产，要按家长的意愿交给后代继承。没有老子的意愿表达即遗嘱（will），儿子无权染指家产。从收集到的遗嘱看，多数给了长子，但也不是铁定的长子继承制，因为传给女儿、亲戚、家仆甚至外人的，也都有。比较可靠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家产按家长意愿传给后代。

无权继承农庄的，只好走人。人群中天然牢不可破的血缘、地缘关系网，就这样被无情地撕开了一道口子。从这里跑出来的，注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辈，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与谁也没个宗法纽带，只好发展陌生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合作起来讨生活。后来所说的“自由民”、“市民”或“市民社会”，就是这样来的；以市立城、作为自治体的“城市”，也是这样来的。

与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之“城”不同，“城市”在很长时间里可不是锦上添花的繁华之地。也是这位老师在课上讲到的，包括伦敦城在内诸多英国城市，多少年来的人口死亡率要远高于乡村地区，预期寿命则远低于乡村地区。原因简单，密度达到临界点就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但早期多数自治城市满足不了，建筑通风、道路、上下水管道、防火等等，一律乏善可陈。新鲜食物的供应，当然更谈不到。简言之，生活质量城不如乡，这似乎是英国早期城市化的常态。那里的“上流社会”推崇田园生活，是不是也由此而来？《英国女王》说伊丽莎白得空就下乡，《凯恩斯传》说这位经济学的天之骄子隔三差五去伦敦郊外休闲，怕都是在那个时代“城乡差距过大”下趋利避害的行为吧。

人们为什么还要在如此糟糕的城市里凑合着过？农庄之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镇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来的分工细化，“无意中”创造更多的收入，就是拉力了。费雪讲得好，收入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既然都没有继承到土地，谋生当然以创造新的收入为要。人口聚集带来经济聚集，经济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城市的能耐”终于开始发力，这是我在本栏以前的文章里讲过的。

把以上讨论抽象出来，最重要的法则是一条：社会总要承认——至少不禁止——人口在空间移动、聚集的权利，才有城市化，才有城市。其实，城市化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动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动力要大于禁止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阻力。很明白，恰好17世纪英国的习俗和法律不禁止人们从农村移入城镇，否则根本不会有“1800年英国城市化率达到25％”这回事。

深究下去，自由移民的权利常常在无足轻重的时候才容易被承认。不是吗？中世纪西欧的经济、财富、高品质生活的重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庄园。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成为“没法子之人”的一个去处。所以打从一开始，很多“城镇”差不多就是“贫民窟”的同义词，又脏又乱又差的，绝不是世袭特权家庭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才与普通人的自由相连。至于日后的城市成为文明和财富极其耀眼的中心，那应该不是谋划的产物，而是自发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意外结晶。

容忍向城市流动的自由，在中国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早在工业化之前，国家权力、财富和文明便集中于城市。说起来，农业文明并不需要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可是据一些学者之见，大规模的治水事业和面向骑兵的国防，离不开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大一统中国应运而生，而国家运转的重心早就集结于城市。

远的不提，现代史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并不是说中国的城市不重要，而是很重要、太重要，只无奈敌强我弱，不可能在几个中心城市“一声炮响”就取得革命胜利，才下决心迂回曲折，先在农村搞几十年根据地，直到具备了实力，才把战略重点转向城市。《开国大典》里的进城前夜，毛泽东豪情万丈地说这是进城赶考，可见早知道城市重要。

城市被看明白绝非无足轻重之地，搞建设的时候开放自由流入就不容易。就当下讨论中国城市化滞后而言，不少意见指向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量，即公民有没有宪法保障的“迁徙自由权”。据查，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是规定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的。后来此项宪法权利被删，且再也没有写回来。不少人大代表、专家和公众意见领袖，因此主张“迁徙自由权”重新入宪，以此指导、规范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研读了有关材料，得到三点印象。一是“54宪法”写入“迁徙自由权”时，本身就不那么顺畅；二是宪法写入迁徙自由权之后，实际执行中很快打了折扣；三是1975年文革高潮从宪法里拿下了迁徙自由，后来再要求重新写入，困难重重。

这段公案，对理解中国城市化问题大有意义。我的解读，恰恰是对城市地位的看重和偏爱，才引致观念、制度和政策限制人们择城而入、择地而居的自由。此话怎么讲，且听下回分解。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5月7日 星期一

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发展的滞后，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比较而言，愈是早先的经济增长，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特征就愈显著。这说明，重视工业而轻视城市的倾向，由来已久。

先看十年前。根据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36.2%，工业化率为50.9％。这就是说，那时候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比值还不到 1，仅为 0.71（＝36.2％／50.9％）。再往前看二十年，1980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干脆不到 0.5,仅为 0.44（＝19.4％／43.9％）。

关注这个经济现象，说起来也为时不短。记得最早是1985年春天，地点就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时所在的西直门内草场街22号，“老八队”讨论农村发展与国民经济时，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抓住过这个命题。顺便交待一句，成立于1980年的农发组，于1984年莫干山会议后一分为二，大部分研究人员转到国家体改委下属研究所，剩下八个成员继续留在杜润生领导的农口做研究，昵称“老八队”。记忆中是一间不大的客厅，阳光透窗而入，陈锡文、罗小朋、白南生、杜鹰、高小蒙、邓英淘、高山围成一圈散坐，我受差遣拿了支粉笔在小黑板上做记录。那一节的题目是“国民经济的特征”，应该是小朋或淘淘先提出来的，大家吵了几句后认为算得上一条，我就记下“工超前、城滞后”六个字。

搞农村调查研究的，为什么要扯上国民经济？原来1984年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农产品卖难”——农民增产的粮食、棉花，交售时遇到国家仓储不足的严重困难，到处排队，引发农民抱怨。直接缘由，当然是包产到户惹的“祸”，因为激励机制的变革，农民多种多得，生产积极性与大锅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9％，其中种植业年均增长6.61％，粮食年均增长340亿斤，棉花1300万担，都是多少年没有过的。

似乎不难明白，是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才显出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胃口”不够大，所以引发卖粮难、卖棉难。可是一路跟踪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农发组对形势的研判多看了一个层面，即农产品的需求遇到了一个结构性障碍。简单讲，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中国，一旦农民放开手脚积极增产粮棉两亿城里人根本不可能消费得了。因此，问题不单单是国家粮仓的尺寸不足，而且是给定城乡隔绝的现状，我国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相对不足，背后的原因是城乡比例失调、城市经济的容量严重不足。

麻烦来了。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的超常增长，曾经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当时分解，1979-1984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均9％的增长，大头来自农民新增消费与新增投资（主要是农村住宅）的贡献（约占62％）。如果市场需求把初级农产品一马当先的增长拉下来，国民经济继续增长的引擎何在？新的机会与挑战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当时“老八队”一起讨论国民经济的背景。实在怀念那时研究问题的氛围。都是多年下乡又进城读了大学的年轻人，个个具有鲜明个性，却又被卷入同一座思考现实中国实际问题的“熔炉”（邓英淘语）。吵起问题来，谁也不买谁的账，可就是不伤和气。大家面对真问题，感兴趣的只是现象与现象背后的道理。杜老的领导方式是百无禁忌，放手让小子们观察、思考、提问、分析与建言，从来没有命题作文这回事。也没有谁会争职称和发表的署名，更不讲官话与套话。一晃二十七年过去，当年围坐一圈的八个老友，先后去世了三位，实在叫人感慨万千！

那记在黑板上的“工超前、城滞后”，写进研究报告的文字如下：“迄今我国仍有80％的人口滞留农业与农村，说明我国以往的高速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在城市高速推进，而众多的农村人口则同小部分国民收入组合在一起，保持着一种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工业净产值的高比例同农业‘就业’的高比例，十分罕见地长期并存”。这是对经济结构的特征描述。未来可能是个什么样子？“1979-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格局的终结，同时就是根本改变原有城乡经济关系的开始”。还有战略与政策建议：“在新成长阶段，很难仅仅以小集镇（农民离土不离乡）战略来解决城市化问题。我国的结构变革决不可能在目前城乡分隔的基础上完成”；“打破城乡隔绝既需要从改革由‘城市人口’组成的城市体制来推进，也需要兴建、扩建一批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新城市”。

这篇研究报告，后来署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为题，全文刊登在《经济研究》上。我们可没有想过公开发表，更没有想过能在全国经济学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出乎意料的是，这篇2万字的长文不是投稿，而是时任执行主编的唐宗焜先生看到了我们的草稿，主动要责任编辑乔桐封联系作者们并给以精心的编辑——好年代遇到的好人实在是很多。

我自己参加此项研究的收获，是从此关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联。前提的前提，是认识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既不自然、也不正常。后来隔几年我就看看城市化率的变动，也看看工业化率的变动，并把两率之间的数值描出一条曲线来看趋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重工轻城的扭曲状态不断得到改善，尽管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到2010年的最高值（1.09）仍然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其他金砖国的水平、并远远低于发达国的水平。

是“重视工业、轻视城市”使然吗？不好说。那顶多是从行为的结果推测“动机”罢了。不难理解中国人对工业的普遍重视，那是从近代洋务运动就开始了的共识。毕竟“船坚炮利”的教训，国人皆不会忘记。后来毛泽东所言“落后就要挨打”，大体上也包含“工业落后必定挨打”的意思。整体而言，中国人的“重工”倾向，不是从民生消费或生产率出发，而是从国家主权、国防、国际环境的角度加以衡量的结果。

当然，中国的经济思想、战略与政策，一般也“重农”。不过我的感受，那也是为“重工”服务的。没有农业和农产品的支持，工业想快也快不起来。真想重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吗？那就非重视农业不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点睛之笔，也证明“重工”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

比较费解的是为什么要“轻视城市”？工业不靠光合作用，总要讲聚集，达到一定的密度就是城市，所以工业与城市分不开，一般也不容易对立起来。我没有看到有明确阻遏中国城镇发展的论述、文件和言论。找不到“轻视城市”的动机，却收到了轻城之效果，何以如此，下次再谈吧。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出口导向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遮蔽了中国经济的一条软肋，那就是城市化滞后。大量中国制造品源源不断地外销全球市场，其实是利用了现成的境外商贸、物流以及金融等方方面面的服务，也就是借现成的境外城市达成了中国制造的出海。一路顺风顺水走下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经由世界城市向世界市场外销产品，十分顺理成章。

冲击才显露出掩盖在成就下的薄弱环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使过往每年20%-30%正增长的出口，骤然降为20%以上的负增长。东部沿海出口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突然“失速”。那年10月间我先后在沿海一些工业区里打转，看到上下班人潮依旧汹涌，但订单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却普遍出现了。年底时分，农业部门发布的一项调查说，出现了2000万农民工的回乡潮，为1962年以来所仅见。

形势当然严峻。须知中国的出口在最兴旺的年份，几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外部冲击一到，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里外里下跌了50个百分点，倘若找不到另外一驾马车顶替一下，经济增长断然难以持续。

这就逼出了一个新动向：当庞大的出口工业能力遭遇外需疲软时，一些外向厂家率先向内“转型”，希冀通过开拓内需市场来摆脱困境。从道理上看，向内转具备可行性，因为外需走弱明显改变了中国产品在内、外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看不见之手”终究会牵着厂家之手向国内市场的方向走。虽然购买力的绝对水平还是外高内低，但这些年国内消费市场扩容也不小，加上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不可阻挡地升值，风助火势，“中国制造”部分转内，应该大有可为吧？

恰恰是2008年10月的温州之行，教我懂得中国制造转内绝不容易。那次访问的由头，是温州市请到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要他为温州产业界指点全球危机的迷津。不知怎么搞的，主办方还点上了我作陪。我自己是刚看了东莞的几家工厂，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再看看温州。于是，在论坛开始的前两天我先行到达，请当地朋友安排看几家温州制造企业。

转来转去，就转出了名堂。印象最深的，是红蜻蜓的老总钱金波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上的那一课。记得刚坐下来，钱总就报了一个数：今年销量下降了15%，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我问：行业怎么样？他说降得更凶，怕30%还不止。也是因为外销收缩吗？是的。怎么会呢？温州总不像东莞那么依赖外销吧？

听到我的问题外行，钱金波决定细说从头。温州鞋业原本是内向为主的，大约六七年前开始大规模转出口。当时的情形是国际大公司拿着大订单来，看上哪家，全部生产线都要了，条件就是为外需贴牌生产。那时，国内鞋的市场竞争激烈，杀价无情，还要跨地域管理庞大的营销网络，遇到经济景气波动，收货款都难。比较之下，外销订货数目巨大，回款的信用好，特别是交易简便，签了合同、发个传真就可以做生意。别看国际订单压价狠，毛利率低，可是走货量大，麻烦很少。权衡利害，大批温州制鞋企业转为外向。传统的温州商业模式，即“做市场、带工厂”，也一路转为“接单工业”。老板倒是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特别是不用为国内商路上那层层叠叠的麻烦劳神了。

红蜻蜓算一个另类。2003年，一家国际连锁巨头公司要红蜻蜓接单。钱金波在谈判中才算明白了接单模式的利与弊。这位楠溪江边的农家弟子，认定还是要创自己的牌子，所以看到了“舒舒服服贴牌”中隐含的代价。他认定，红蜻蜓遍布全国城镇的1000家自营门店和3000家加盟店，才是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看到业内那么多厂家亦步亦趋转接单，他把心一横，不但谢绝了超大订单，而且把当时已占公司30%产出的贴牌生产，也转为通过自己的渠道行销。

这就是红蜻蜓在2008年的冲击当中，受伤程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好歹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灵敏地知道市场动向，可以及时调整。”接单工业就不同了，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减缩，没了订单，“就像电灯突然拉掉，屋子里马上漆黑一团，谁也摸不着门。”

难道不可以再转型回来吗？无非是重操旧业，再把国内的行销商路建起来就是了。可是，钱总对此不乐观。“那次从内转外，是从难转易；此次由易转难，不可同日而语。”更要命的是，“那时我们鞋业老板的平均年龄也就是30来岁、40来岁，现在40多岁、50多岁的，打拼不动了。”

是的，温州工业珠三角的制造业也一样原本就是做内需起家。举凡纽扣、像章、眼镜、鞋饰、低压电器、小家电，这些当年赫赫有名的温州小商品，我们想不出有哪样不是冲着国内消费者而生产的。温州人的本事是做市场，十万经销员打天下，进而承包商业柜台，然后搞起遍布神州的经销系统，终于带出闻名天下的温州制造业。历史的轨迹很清晰，离开了开拓国内市场的经销能力，温州人的创业之梦“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怕是圆不成的。

上世纪90年代以降，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温州货走向更远的市场。草创的本地公司边干边学，把产品越做越好，达到国际市场可接受的标准。另外很重要的宏观环境因素，是1994年中国主动大幅贬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国内工业的成本优势得以发挥，与国际市场打成一片，“中国制造”更开放地涌入世界市场。

恰恰在那一波转型当中，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普遍发生了一种“流程性”的转变。原本的“以商带工”，逐渐演变成专业程度极高的“接单制造”。要明白，接单工业绝不是不要创意、设计、融资、分销、物流以及售后服务。哪一个环节也少不了，只是无须“中国制造”亲力亲为。所有那些环节，很多甩在了境外，由“发单”的跨国公司去完成。用进废退之间，中国制造转成了世界工厂，或者更准确地描述就是成为世界的车间。这就是上期本栏目概括的，中国制造借了世界商业和服务业，借了世界城市，然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市场。

这也是2009年以后,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以及“刺激消费”等口号不断升温，但最后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才抵御了全球危机对中国增长的影响。说白了，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替代外需这匹大马的，只是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内需。

钱金波教我懂得了选一个新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单化”了的中国制造，要转向开拓内需市场，非借国内商业与服务业的跳板不可。反映到空间布局上，这块跳板就是城市。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多年繁荣，并没有为中国备下一个消化得了超前工业化成就的国内城市。整体看去，中国城市化的小马，拉不动工业化的大车。这是经济转型绕不开的一道坎。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4月23日星期一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在理解上，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困难。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不需要每部机器、每道生产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此外，工业产能大幅度提高之后，产出有了革命性的增长，需要更发达的分配体系，一般也会刺激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更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太高，难以逾越。比较之下，“城市”却是老早就有了的。发展城市也没有什么名堂，似乎工业化之后，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消费性的城市”再多，对经济也没有好处。由此，前辈学者皆重工业化。笔者一向尊敬的、去年高龄辞世的张培刚教授，上世纪40年代在哈佛的成名之作就是《农业国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本文标题——“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讲的就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实，其中包含的经济逻辑，值得深入探查。

先简要交代一下，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市化呢？当然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这两个“率”，一个经济，一个人口，当然无从直接比较。不过，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率又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让我们先从最新的数据看起。今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那是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这是说，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拿全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了不少。用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而中国的两率的比值是1.09（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1.3％／46.8％）。全球的平均比值是多少呢？1.95（50.9％／26.1%）。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就不重要了。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了。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不可小看这个比值。讲过的，工业化活动引起人口分布的改变，在空间上总有相应的表现。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描绘的是随着工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的提高，会有高得多的比重的人口居于城市。这幅图像背后，有规律在起作用吗？

让我援引道格拉斯·诺斯的一项研究成果。这位后来以制度变迁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早年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1988年他与一位合作者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状况——交易部门贡献了26%的总产出——整整提升了约一倍。这与经验的观察很一致，就是与“发展中的美国”相比，发达后的美国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从直接生产部门转移到“交易部门”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

研读这项发现的时候，我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交易部门不是比工业生产部门更发达，美国还能拥有世界第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更发达的交易部门，工业品无从在市场上实现转手，很快遭遇“产能过剩”，那就再也谈不到继续发展了。毕竟，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技术进步可以很快，产出的规模也可以迅速翻番再翻番，可是，打通市场的“技术进步”一般就没有那么快了。简言之，是无数的“推销员之死”，才成就了现代工业革命的。

受此认识的提点，我对交易部门相对更快的增长，多少有了点敏感性。1996年回国，“下车伊始”的当晚，我就前往济南看一家洗衣机厂，对这家当时生产规模不大的制造业公司要向几十个城市派出庞大的销售、服务和修理团队，印象极为深刻。1998年有机会访问TCL，李东生的副总介绍他们遍布全国的营销人员总数远比车间工人多得多时，我就不觉得那么吃惊了。交易部门的加速扩张，是工业化进步的可靠征兆。

可是，就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上述经济规律的一个反例！不是吗？作为当今全球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8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工业总量中的最高份额，也说明“世界工厂”名副其实。可是，若论工业化推动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其空间投影——城市化率更显著的上升——中国却不但敌不过美欧日本，甚至在金砖诸国中也甘居下游。这里冒出来一个谜：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这个规律，为什么在中国的经验里失灵？

我的看法，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读者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工业为全球市场供货。但是，中国制造的工业品之所以大步流星地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离开了香港、新加坡、汉城、东京、法兰克福、汉堡、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看来，内地企业的“借船出海”，首先是“借城出海”。世界上当然没有白借这回事，服务费总是要付的，学费也不能不交。来来往往之间，中国制造刺激了境外交易部门的繁荣，推动了相关经济体的城市化更上层楼。我们要明白，今天发达国家的城市，服务的可不仅仅是他们本国的实体部门，这些声名远播的世界城市中心，也为中国制造提供服务，并在服务扩展中成长。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虽然自己和自己比，近年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偏快了。可是拿全球的情况作为参照，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可以在中国现状中看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本文要说的是，经济规律未被违反，只不过是开放与全球化不再让它显示在单一国家的账面上。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要借助某些关键的因果关联。在方法上，这就离不开一套思维游戏，比如“观现象、猜原因”。不过，因果关联也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猜测要选方向。上文我们先排除了一种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两个量，其实是一回事，谁也说明不了谁的。

余下再向哪个方向猜？还是费思量。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空间表现呢？想想是蛮有道理的。农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晒得到太阳，才有产出。这就决定了，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积——“有土斯有财”。在广袤的土地上搞农业，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料庄稼。是的，倘若不是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要，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极其发散的。

不过，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山多地少、各地差异极大的生态经济环境，并不注定这个伟大的文明非要以农立国不可（例如《汉代农业》，许倬云，1980）。事实上，商业文明早就在中国萌芽。从本文关注的角度看，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空间上聚集的要求。我们不妨从“集市”开始——那可是最初级的市场——买家和卖家总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熙熙攘攘地凑热闹，才便于交易的达成。

问题是，仅仅为农业服务的集市，受制于交通条件，覆盖的人口范围不可能过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做过出色的研究。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美国教授，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村庄——组织起来的。在庞大的市场网络的最基层，往往是一个集市带动着周围15~20个村庄。

从集市“向上”发展，就会到达层级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场”。原来，交易活动也分层，并像产业活动一样会逐步升级！现在不难明白，这只不过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径的延伸以及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参与其中，当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备的保护。于是，高端中心市场多半设在有城郭拱卫之处，依城建市，“城市”应运而生。

当然，“城”还有其独立的来历。对版图辽阔的中央帝国而言，庞大的军事行政网络必定有空间上的表现。至少秦汉以降，“百代都行郡县制”——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关设防、征收税赋、实施政令，当然要选地理网络的中心节点充当各级衙门的所在地，否则无从应付大一统帝国极其昂贵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业服务供需两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当数历代京师之地，像咸阳、长安、杭州、北京，每一个都是最繁华大都会的一时之选。

这样，以市依城也罢，以城立市也罢，殊途并进，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10页）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体系作为复杂商业的空间构造，说精巧极精巧，说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战乱对城市的摧残，总是甚于对乡村的破坏。很不幸，中国历史上外患内乱频仍，战争动乱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杀戮之残酷，历史上的欧洲怕是没得好比的。历史似乎不讲对称，生产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坏力以城市为目标却“很自然”。仅就此点而论，中国的城市文明即使达到过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度（想想马可·波罗由衷的赞叹），也一定屡遭毁灭性的破坏。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甚至凝结为民间智慧，例如在刘心武的笔下就出现过以下字样：“小乱进城，大乱下乡。”是啊，一次次的大乱总是先毁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里难保，还不如上山下乡吧。

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则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有解释说，那是商业利润太高，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这是说，担心“无商不富”摇动了“无农不稳”。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道理”——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唯有“兴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而“抑商”反倒会永远维系商业暴利。历代那么些个圣贤与明君，为什么连这么个简单道理都不懂？

后来看了1940年代末吴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领悟到中央皇权真正担心的是富商与之争夺官僚的忠诚。农业大国的财政基础薄弱，“高薪养廉”很好说，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养廉，官僚们公权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钱买走他们的忠诚，即便“贵为天子”，还有什么意思吗？这样看，“抑商”所固的远不只是“农本”，而是大一统天下国家的政治国本。

代价就是城市抑制。因为讲到底，抑商即抑城。个中道理也简单：商业活动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即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反过来经济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发动机就安装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进来一杠子，非要把商业利润人为地压下去，那么商业活动的人口聚集就带不来人均收入更高的结果。失去经济聚集的刺激，甚至经商还不如务农，人口的城市聚集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动力？

加到一起，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抑商政策倾向以及频繁的战乱，一起抑制了现代化以前时代中国的城市成长。据史家估计，1843年在中国商业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7.4％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镇，比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地区的4.2％高出了3个百分点以上。但是，1801年的英国，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镇的人口就达27.5％。这说明，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抑制就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距离。

1840年代以后的中国，主权动摇、被迫开放。以上海为代表的“五口通商”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却又被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战乱所抵消。正负影响算到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区区的10％。新的问题是，在结束了战争、重建国家主权之后，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国家工业化，中国是不是就具备了消除传统时代抑制城市成长的条件呢？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4月2日 星期一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算高。以最新公布的统计为例，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了50%，怎么衡量，也就是接近全球平均水准。考虑到我国的统计口径是“城镇人口”(而不是“城市人口”)，再加上我们的城镇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尚在农村的“农民工”，说中国已达到的城市化程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应该是成立的。

也许没什么好奇怪的。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固然雄踞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就低了去了，也就排到全球第九十名之后的位置吧。人均收入不高，城市化率也不高，不是蛮合乎逻辑的吗？看那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均收入一般都很高，似乎也说明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因果关系。

要当心了，因为其中的逻辑可能被弄反了。为什么不是“因为城市化率低，所以人均收入水平才低”呢？如果像我们观察到的，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较高，那么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人口居于城市，其人均收入水平必定更高，难道不是照样顺理成章的吗？

是的，在上一篇城乡中国的评论里，我提出了一个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构造”——人口聚集带动更高程度的经济聚集，反过来又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按此理解，“人口聚集带动更高的经济聚集”，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力；“经济聚集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则是城市化的第二推力。两股推力交互作用，结果就是城市化率走高了再走高。

在上述构造中，已经包含了“人均收入”的因素。讲过的，何谓“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那无非就是人均收入因人口聚集而得到提高。一个农村小伙子，不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待着，千里迢迢进城打工，还不是因为城里的收入比较高。他进城挣到了较高的收入，再呼朋唤友，把家乡的亲戚、同学、邻居、朋友，一个又一个地“带”进城里，大家一起谋取较高的收入，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城市化？

要注意，是乡下青年人首先移入人口密度较高的空间——城市是也——才得到较高收入的。这样看，城市化才是因，人均收入则是果。譬如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低的结果。

如果把动力机制撇开，我们更可以把城市化率与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看成是一回事。反正在统计上，城市化率高的人均收入不会低，反之亦然。既然几乎就是一回事，城市化率不过是人均收入状况在人口空间布局上的一种表达，那就不容许我们随便找出一个变量——譬如人均收入——就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因果关联。

关键在于，相关程度极高的两个现象，并不见得有什么因果关联。举一个例，“雄鸡一唱天下白”，是不少人读过的名句。我有时拿这句诗问同学：“鸡叫”是不是“天亮”的原因呢？从统计上查——至少在传统乡村的环境里——“鸡叫”与“天亮”当然高度相关，且总是鸡叫在先，天亮在后。但是，非要说是鸡把天叫亮的，那就不免过于武断。就算不识天体运行，民间智慧也教我们知道：“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

我的看法，任何可观察的现象，都不可能构成其他现象的原因。“原因”或事物的因果联系，惟一地来自人的抽象与想象。离开了基于观察的思维活动，即使最潮的计算手段在手，把天下所有的变量都放进去算，就是天荒地老，我以为也得不出一个“因果关联”来。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轻率地以为找到了事物的缘由，人们或许就放弃继续探查的努力。这里牵扯到了方法论，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本文认为比较妥当的方法，是“观察”加“猜测”。还拿上面那个例子来说，我们先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天亮”，然后探查为什么天会亮？要回答此问题，我以为最有效的招数便是“猜”，即试着向一切可能的方向，猜测引起天亮的原因。

观察当然也可以给猜测以启迪。比如看到鸡先叫、天后亮，于是猜，鸡叫为因，天亮是果。不过到此为止，我们还并没有完成猜测，因为还没有猜出一套道理来。为什么鸡叫之后，天就亮了呢？鸡究竟怎样是把天叫亮的？总要讲出一番道理来吧。而天下“道理”，无论优劣，总是思维的产品——概念、命题、推理、逻辑等等，反正与现象再也无关，观察力再也帮不上忙，惟有靠立志理解现象的人开动思想机器，大胆地猜。

猜到了原因，也多少讲出一番道理，事情就算完了吗？还没有。因为再了不起的猜测也只是一个猜测，再精妙的道理也不过人脑可构造的无数道理中的一套道理而已。下一步，我们不妨把猜到的道理当作“假说”，拿来再检查、再推敲。到了这个层面，学问就深了，因为如何检查、如何推敲才合乎规格，讲究甚多，离开学术传统不容易无师自通。化繁就简，先易后难，起码也要用常识把猜到的因果联系掂量一番。人人说鸡叫天亮，可是偏有人见识过鸡瘟或禽流感，发现鸡没叫，但是天照样亮了。一个反例击败了流行假说，那就赶快另打主意，向其他可能的方向继续猜因果联系。

回到中国的城市化。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城市化率至今不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再仔细地看一看，刚过50%的城市化率还是近年城市化大大加速的结果。30年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19%。再往前推30年，中国城市化率不过10%上下。确定了现象真实无疑，若还有兴趣探究原因，我们就要猜、猜、猜。更要紧的是，即便猜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也还要继续推敲、辨识、查证，在“观察-猜测-查证”的来来回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逼近对现象的可靠理解。

大体上，我们就打算用这么一种方法，开始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探查。基于可观察的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及其变化，本系列评论将运用一个基本猜测：中国城市化进程历史性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口聚集受到抑制，难以对经济聚集作出积极反应。这个猜测包含以下有待探查的问题：当限制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哪些关键条件被改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重新加速启动，并日益变得激越昂扬？

再三向读者交代，本文的“猜测”普通得很，不过是有待查证、有待探查的一个对作者而言比较便利的出发点。“猜测”绝不是理论，即使将来有幸经得起推敲、查验与辩驳，在作者看来，也不过是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一位未来的向导。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3月26日 星期一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由两个引擎驱动，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是投资。其实，这两个引擎共享一个基础，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支撑着出口，也支撑着投资。因为所谓的投资，就是用储蓄购买大量制造业的产品——钢铁、水泥、设备等——然后安装到地上或地下，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看，认真观察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对中国经济有个基本的判断。

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5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Laurie　Burkitt,　2012-03-16）。

期间，政策方面也发生着变化。近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也就是考虑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中国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加快提速，去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过的还要快。

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因此，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会不会动力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利用这个机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说，2000年－201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证券时报，2011年11月12日）。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速跑比赛，跑在最前面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

甚至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wage　inflation）”，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成因也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结果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周其仁，2012）。

如果这个判断对头，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也所以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甚至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因为观察过中国农业的人都不难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对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中国工业增长真正的限制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复苏的步子略略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日本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值得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和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呢？力量大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怎么看，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答本次讨论会最后一项议题，即“确保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

事实上，在多年所得快速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分配政策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消费市场增长强劲，潜力更是巨大。不少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都发现，要缓解“中国制造”的成本压力，不但可以经由综合营运效率的提升，更可以通过抓到中国市场的先机，扩大市场销售规模来对冲。毕竟，把生产基地搬到远离中国市场的“低成本”位置上去，在战略上得不偿失。

向国内市场转，会面临哪些障碍？我们来看一项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业市场上空缺职位的数量，要比求职者多出了140万。2010年呢？空缺比求职多出了100万。这表明在我们这个制造大国，服务业才是影响转型的软肋，因为市场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以我追踪访问了几年的北京华联为例，他们开店的规模越来越大，差不多开一家旺一家，现金流好到不能相信。可是，生意很好却招不到人！特别是招不到数量足够的合格店长、“买手”（采购经理）和领班。顺便提一句，国内市场上不少商品质量问题，其实也与服务业有关。消费者越来越忙，需要商店来帮他们挑选合格的商品。这个环节薄弱，既不抑制消费，也不能有效改善生产。

回头看，多少年势如破竹向全球出口的“中国制造”，其实正是依托了香港和欧美日本的服务业，才一船一船走出去的。现在中国制造要向内需走，首要的是为服务业提供克服瓶颈的服务，包括政府放松不当管制的服务、改进税制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教育训练的服务，以及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制定者和业界有必要认识到，“为服务业的服务”可能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小结一下。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本文为作者在新德里召开的“中国与印度：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修订发表。）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三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长了眼光来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2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的67.4%。这样算下来，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2004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经济（GDP）占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占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1.3%，经济占1.68%（把这三大美国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经济占6.43%）；多伦多人口占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的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汇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挡。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有个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嘛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一看，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城市改造——“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的城市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GDP）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的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惟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直观的常理，不证就可以自明。这也是本栏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个不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3月5日星期一

城乡中国以“城”字打头，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让我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谈起。这场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的世纪嘉年华，全部300多个参展主题展示，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馆、18个企业馆、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馆以及香港馆、澳门馆、台湾馆，还有近8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馆，演绎的中心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自己没有看成世博，除了开馆前，应王石之邀参加过万科馆的开建仪式。很想去的，只是那超级排队的纪录让我到最后还是裹足不前。有同学看了回来兴冲冲地讲见闻，我问那主题演绎得如何？回答是，主题的中英文表达有异，似乎看不出演绎的究竟是哪一个。

看来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斩钉截铁的因果关系。“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条件的含义很明显——（如果有）更好的城市，（当有）更好的生活。

难怪引出了一场热闹的插曲。那是在世博开幕前，主办方举行世博论坛阐释本届主题。应邀请前往讲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韩寒。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小老弟上台开口第一句话，就刮起一股寒风。他说，“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看了网上的纪录，他无非是把大都会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数落了一通。看来看去，顶多算与世博主题的中文翻译唱了个反调。要是冲着英文去的，韩寒再寒，怕也只能说，“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国人百年办一场世博，怎么主题的中译会出破绽？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现场了，就找背景资料来读。原来从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研究主题。“课题组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了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活。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后人物，叫季路德。履历说，他曾是北大荒下乡知青，后来回到复旦任教，自上海申办世博第一天起就参与工作，从申博到办博，前后历时11年。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的主题演绎，所以当记者问及主题的中英文“两者内涵似乎有差异”时，由他出面阐释：“中英文在深层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英文则是并列的关系。当然，现在有人说城市根本不美好，你为什么要说它美好？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的道路、方向应该是怎样？不能说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质疑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方向。”

麻烦还是挥之不去。如果强调方向与目标，直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结了？独独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怎么还是让人觉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让城市更美好。不讲条件，定断“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把天下对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评、有指责的人们，统统推到“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

看来，这不是容易弄懂的学问。可是再读下去，我却从季路德代表上海世博向国际展览局作出的说明中，得到一个新的启发。原来，国际上投票通过2010年世博的主办方之后，上海世博会还要向国际展览局提交《注册报告》，明确定位，才能向参展各国发出邀请。报道说，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对中方最初文本不满意，提出180多个问题要求修改。季路德带领团队用两周时间昼夜苦战，最后终于在国展局执委会会议上让中方《注册报告》顺利过关。个中细节，报道语焉不详，但其中提点到的一句话，却让我眼睛一亮，“季路德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博会主题联系起来”——只此一招，执委会的专家们就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得通了。

当然说得通。不管言语、议论、牢骚、抨击还是认真系统的批评，选一个角度问，从实际行为看，人们究竟是不是认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答案非常明确，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选择在城市生活，尽管城市生活不尽人意、甚至在很多方面还很糟糕。世博官网上列出的数据可以为凭：在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迁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了一点，但也正在急起直追——2012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3.5亿中国人的51.27％常住城镇。

拿韩寒来说，他当然拿得出支持“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依据。不过若问他自己在哪里生活？怕还是城市。乡下倒有赛马赛牛的，可要玩F1方程式，非国际大都会不敢问津。文化上的“韩寒现象”呢？以我的外行之见，也以为那纯属城市现象，离开了巨大的人气积聚，才情就是比天高，也做不到发一句话让天下人即刻便知。或有人说，互联网让城乡之别再不重要。错了——那玩意是城市的产物，也只有城里人才鼓捣得出那玩意儿。它当然可以向乡村扩散，却注定要把乡村改变为城市！

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认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骂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都痛的人们。后者一般不会同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他们自己生活于城市、离不开城市的行为，却表明他们在事实上也同意上海世博主题的中译表达。认为乡下不美好——或美好我也不常呆——的人可以选择进城，可是进了城又不满意的，除非迫不得已，一般很少回乡。他们多半边批评城市、边改善城市，或移居到BetterCity，去过更好的生活。

城市的能耐是在比较中确定的。五六年前，有则报道教我记住了这一点。当时刚上任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威福茨先生访华，在甘肃省永登县秦川镇东川村与村民马社巴有一段对话。沃行长问：“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马大爷答：“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沃又问：“然后做什么工作呢？”答：“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沃行长再问：“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马大爷想了一想说：“（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我当时就为文对此评说。现在看，甘肃农民马大爷讲的就是城市的能耐。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趋势不可抗拒的关键。本系列由此展开：为什么城市有如此特别的能耐？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2年2月27日 星期一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美国、城乡德国、城乡法国或城乡日本，更可以说城乡巴西、城乡印度和城乡俄罗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乡两分天下。“城市国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个国家由城市组成，完全没有乡村，不过那里的城市人，不少还是从周边其他国家的乡村里来的。倒是没有“乡村国家”这回事——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从来没有过。《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中国早有了城市。费老本人受教过的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有名的中国城市里；后来他到伦敦大学深造，更是地处世界大都会。或许是城乡之间深刻的分野，才激发前辈学人认知城乡、认知中国。

这是说，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是相当普遍的现实。当然，普遍性总是隐藏在一个个的特殊性当中的。概而言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乡之间的差别不那么大，所以人们一般不取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像美国和法国，今年皆大选之年，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哪一党哪一派拿那里的城乡问题说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城市部分比例小，城乡之间鸿沟大，这就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这也不难理解，要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那么离开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并没有把握说，这些现象他国全无，惟我中华独有。但是横看竖看，这样的三个现象交织到一起，把以十亿计数的中国人都网罗其中、欲罢而不能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见的机会。不是吗？刚刚过去的春节，仅铁道部公布的春运人数就达2.21亿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节前后40天全国客运量过了30亿人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报告说美国每年3500万人更换居所，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国。不过，那边是长期搬迁，这厢却是短期探亲，过完了年节还要“打道离府”的。再往上追，1860年代的美国无疑也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搬迁青史垂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查看到的资料，当年的美国移民多半就是举家西行，不似我们这里，光“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就有好几千万。

让我辈无法别过头去置之不理的，不仅仅是城乡中国悲喜纠结，还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尚不容易阐释的逻辑。工业化搞不起来，城镇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门却对农村日益紧闭，却实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大量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还有那所谓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从没听说过这个别扭概念的读者，要容我以后细说——岂不是确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意味着人口在空间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还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居然给城乡中国的带来出乎意料的紧张。我读到的相关新闻，十之六七，要件不是一幅地，就是一处房。奇了怪也：房和地不就是“生产要素”吗？平平和和地“配置”不就得了？就算市场上供求双方利益相向，不是还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要闹得如此火爆，个别场景居然还要舞枪弄棒的呢？个人不相信那些深不可测的“斗争学说”，而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总是哪个制度和政策环节没有妥帖，才让中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的城市化加速，从某个角度看去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般的可怕。

当然，过于沉重的题材，也不适合拿来连续开专栏。幸好，“城乡中国”不是这样的题目。讲过的，天下人不是城里人就是乡下人，或者像农民工，可算在城乡之间进进出出的流动人——因此估计，对城乡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不少。其次，“城乡中国”看来严肃，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试举一例：你要怎样让一个老外很快明白什么是“小产权”呢？“small property”肯定满拧，“informal rights”又多半误导。也不要以为老中就个个都知道，看这两天的新闻，“国土部又要清理小产权房”云云，那标题里有一个概念是混搭出了错的——从来只有“小产权地”，没有“小产权房”。此说何据？看本专栏吧，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是的，在城乡中国的大题目之下，妙趣横生的小题目多得很。“城中村”，也许各位略有所闻，不过欲知其详，我们还需要一道前往探查。“村中城”呢？很少听说，怕要实地看了江阴地方号称天下第一村里那座300米高的摩天楼，我们才算知其然。还有“城中城”哪，几年来区区在下追踪访问过那么几座，颇有感悟，很乐意与读者分享。“是城似乡”则所在多有，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很多空间其实还“相当的农村”，人们见怪不怪就是了。中国的城城乡乡之间，有多少现象值得梳理，又有多少道理值得探究？

所以，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五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我们不但细看城乡成都，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浙江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一回头时间还过得真快：2008年1月一起在都江堰大观镇茶坪村住在老乡家里的几位同学，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本专栏算我开个头，希望逼我们的后起之秀写出更好的著述来。

一如既往，写系列专栏一概不预定计划。元旦刚刚结集成册的《货币的教训》，起于前年4月20日那篇“口水能决定汇率吗？”原本的写作冲动，就是为自己、也为同学和读者对吵得一天世界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理出个头绪来。完全没有计划，就是一篇一篇写，没想到一共写了50篇，其间忙过几个其他题目，还有几次断稿，前后居然持续一年半。再上一个系列是医改评论，开工的时候是冲着所谓新一轮医改方案形成时的辩论而去的，本以为新方案不久可以面世，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我写到40篇的时候，那个医改方案还没有出生。要讲的都讲了，停就停吧，说起来也是“止于当止之处”，不违作文之道。倒是2002年写的那个系列——《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起笔之前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口气打出十多个关键词，似乎是预备讨论的题目。可是一旦开写，笔下似乎自有展开的逻辑，就不管预想的计划了。有此经验，写系列评论恐怕还是没有计划的好。若问《城乡中国》会写100篇吗？答案是不知道，听其自然算了。可以让读者放心的是，在下生性愚钝，却还不算蠢笨，同学、编辑和读者略有提点，我就知所适从，懂得就坡下驴的。顺便交代一句，读者来信我不会一一都回，但看还是会看的。骂我的也会看，就是看得飞快些，除非真的骂出了水平。

周其仁
（2011年11月27日在告别会上的悼词）

一直以为，总还有机会到武汉看望张培刚老师。可是，11月23日消息传来，张老于当日下午两点逝世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惟有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我是张培刚老师的旁听生。那是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他和其他多位经济学家前辈，一起为京城经济学界成系列地介绍“国外经济学”。那时我刚进入人民大学，从朋友那里知道的消息，每周一次骑车穿过海淀镇，到燕园去蹭课旁听。记得第一、二讲介绍宏观，主讲老师厉以宁；第三、四讲介绍微观，主讲老师就是张培刚。那时我刚从黑龙江农村来到京师学堂，对张老的“大有来历”完全一无所知。印象之中，他授课神情生动，语言幽默，讲解清晰，对我这位旁听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后，在间隔了其他老师主讲的七、八个题目之后，先生又讲了一回熊彼特，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创新”这个概念。课间我有过提问，他回答的态度和蔼，完全不以年轻人直通通的发问为意。就这样，我拜上了一位好老师。

二十六年前，也是秋冬时节，出差途经武汉看望先生。他病了，住在医院里，但见病床的一半堆得满是书。谭慧老师说张老要写《农业国工业化》的续篇，怎么也不肯放下。那张堆满书籍的病床，永远印刻在头脑里，教人懂得什么才叫做学问。

九年前，先生九十大寿，几代学人齐聚华中理工大学庆贺。大礼堂座无虚席，可是轮到张老致辞，偏偏突然停电。只见九十岁的老人家站立起来，不用扩音器，操着古雅的湖北乡音继续大声发言，抑扬顿挫，字字句句让在场几百人听得真真切切。

我们敬重先生的学问。他那1949年在哈佛大学得奖的论文，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之作。不同于“乡村建设派”和“以农立国”论者的流行之见，培刚老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认定，中国农村——也是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农村——无可避免地要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路线发生巨变。他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探索人类历史上这场伟大变革的规律与路径。

张培刚老师之所以有此理论建树，是因为他对中国经济与农村问题下过扎实的功夫。早在1936-1940年间，他就对农家经济、粮食问题和市场运销，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1940年出版的《浙江食粮之运销》中，培刚老师面对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经济现象：当时从江西、湖南等内地农村运往宁波的粮食，成本居然比从泰国运来的还要高！在仔细地隔离了“运输成本”之后，张培刚的发现是，那是中国内地的“纯商业费用”偏高的结果。先生那时还没有出国留洋，应该无从知道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首先提出、连当时欧美学术界也不甚了解的“交易费用”的概念。2002年祝贺先生高寿之际，我特地为文指出，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对交易费用及其经济影响的独立发现与独立运用。[1] 今天容我再补上一句，早在对发展经济学做出奠基性贡献之前，张培刚先生也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做出了一位华人学者独立的奠基性贡献。

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以节约纯商业费用协助经济发展、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今天虽然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农业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其中，国内市场的制度组织成本高于外销市场，依然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关键。离开了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条主线，其他方方面面的课题怕不容易有根本的解决之道。

先生的学问风格，令我想起了科斯转述过的芝加哥学派掌门人奈特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与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2] 受张培刚老师的精神感召、教诲和鼓励，我们后辈经济学人，当力争把先生“科学与道德浑然一体”的香火，传承下来，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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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旁听张培刚”（2002年10月28日），刊《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1-14页。

[2] Frank H. Knight, Freedom and Refor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7),244. 转引自“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刊《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科斯，1994），中译本见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先生千古不朽，万古流芳！

——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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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张培刚

周其仁
2002年10月28日

张培刚先生的生日是1913年7月10日，九十大寿应该是明年。不过中国的传统，为老人做寿向来“做九”。于是，上个星期在华中理工大学，就有了几代学人为先生祝寿的盛大庆典。

旁听生的回忆

我不是张培刚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是，我是他讲座的旁听生。1980年张老先生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设的系列讲座上，为学界作外国经济学说的启蒙。讲座地点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拜北大“开放课堂”传统之福，我很容易就“蹭”进了张培刚的讲堂。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版张先生1949年在哈佛得奖的论文。听众中的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先生大有“来历”毫不知情。不过听他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讲解外国经济学说，实在很有味道。他讲解清楚，神情生动，语言幽默。他对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知之广博，又融会贯通。尤其讲到农村经济，他在理性的叙述中透着感情，对我们有很强的吸引力。

1984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上卷）中文版。21万字的著作，精装本当时标价只有275元！就是再贵多少倍，这也是一本读了就觉得欠下作者许多的书。我那时从农村回大学“深造”已经毕了业，和一帮朋友依旧对农村经济研究有兴趣。张培刚先生的这本书，自然就常常放在背包里，下乡调查时带着看。现在回想，要是当年没有读过这本书，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后来去写什么《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

大概就在1984年，我到武汉听说张培刚先生病了住院，就去探望。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高高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这就是张培刚先生的病床。他太太谭慧老师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原来先生有35年不得继续在哈佛开始的研究，现在机会来了，老骥伏枥，他要完成《农业与工业化》的中卷和下卷。屈指算去，那一年张培刚已经70岁！一刹那间，我相信世间确有人把学术与生命完全融为一体。

传世之作

参加庆典的来宾，每人都得到了一套新版的《农业与工业化》。这部著作的中、下合卷本今年第一次面市，应该是对张培刚先生大寿的最好贺礼。香港的花千树出版社，也在庆典之前重新出版了张培刚先生五十多年前在哈佛得奖论文的英文原版书。像花千树的其他出品一样，这本英文书装帧精美，完全配得上它堪称经典的内容。书前还有一篇重要文字——由先生口述、谭慧老师记录成文的“《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细述张培刚先生毕生求学、治学、研究和探索的学术生涯，可供我等后辈细读。

张培刚当年在哈佛发表文章的时候，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尚没有问世。因此，张著“农业国的工业化理论”理所当然地被看做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不过，先生回国之后在很长的时期里没有可能继续研究本题，以至于后来以发展经济学博得大名的是Nurkse或Lewis等人。他们的影响似乎比张培刚来得大，不免令人心有不甘。

只有张五常不这样看。他认为那些“影响”实在没有所谓，“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张五常下面一句评论我以为中肯而重要：“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此话出自他为新英文版张培刚著作写的序，题目颇具五常特色——“为大哥序”。而张培刚先生在庆典会致辞时对此欣然接受，不但回应“五常老弟”，而且问全场，“既然两张五百年前是一家，为什么五百年后就不是一家呢？”

无论如何，张培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农业与工业化》，已经是“传世之作”了。还是他的老弟张五常提出的标准：经济学文章30年后还有人看、有人引用，就是有斤两的成果；50年后有人读、有人引证，应该就是传世之作了。今年的庆典会距先生大作发表已经53年，“传世”的结论可以下了。就是再过50年，我以为先生的这本书还有人读，因为就是完成了工业化，后人还要好奇一个农业大国究竟是怎样完成工业化的。

“交易费”不同凡响

当90岁高龄的张培刚在庆典上抑扬顿挫地讲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带给我的其他教益。起因是这样的，我对有启发力的前辈向来喜欢刨根究底——尽可能找到他的全部著作来看。张培刚1984（1949年版）年再版的书，引用过他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留美之前在中国农村做过的三项调查。我那时在杜润生先生帐下做农村经济调查，哪里肯放过这些资源？

现在我还记得从北京图书馆和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找到这三本书（《清苑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粮食运销》）时的欢喜心情。那时没有复印条件，重要的地方要用手抄。不过用手写一写，印象通常就更深一点。不同于“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派，张培刚研究农村经济的出发点是“变”——向工业化方向之变。他从工业化的基础和制约条件的角度来看农家经济，这一点对我们后来的农村发展研究影响很根本。

印象最深的是张培刚关于浙江粮食运销的研究。他不但专门考察粮食的“运销成本”，而且把“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他发现浙江粮食贸易中运输成本一般占7成，交易费占3成。进一步通过比较运销成本的历史变化，他发现纯粹的市场交易费在20世纪20年代有下降趋势，虽然与“洋米”——从香港地区运到宁波的米——比较，内地的交易费还是比较高。

如果以上的发现靠细致的观察就不难得出，那么下面的概括就见先生的功夫了。他指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今天越想越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认识。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写的时候是1932年），而张培刚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当时他应该是不知道科斯已经发表在英国学报上的那篇论文的——“交易费”概念，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经初见端倪。好像没有谁指出过这一点，让我这个旁听的学生把它说出来吧。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9月12日星期一

这组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一共写了50篇。本文是小结。原本没有计划写那么多，可是写着写着，有待探查的题目不断跑了出来。是的，本系列的重点不是评论，而是探查。主要是想弄清楚两件事情：其一，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二，汇率机制怎样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头看，算一个特点吧：十数万字的汇率与货币评论几无一处讨论货币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开放时代我国的货币制度。

当然知道货币政策很热门。处在我们这个有人称之为“布林顿森林体系II”的时代，全世界流通的货币都是“法定不可兑现货币(fiat　money)”，供应多少皆由各国货币当局说了算，货币政策想要不热门也难。君不见，又一波欧美债务-经济危机袭来之际，美联储主席的政策宣示俨然更多了几分“一言而系天下安危”的味道。也不要怪人家拿腔拿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向，松松紧紧之间，的确对全球投资、贸易和增长有着十分巨大而敏感的影响。中国呢？总量全球第二，增量如宋国青说过的那样，早就天下第一。因此之故，中国货币政策是松是紧，关心者日众，影响力与日俱增。

但是个人之见，货币政策却没有多少可供探查的余地。从一面看，货币政策是松是紧，变化的动力机制比较简单明了。无非就是价格驱动：物价涨得凶，货币偏紧；反之，物价总水平下去了，名义经济增长率也下去了，就要考虑刺激啰。比起其他经济政策，譬如为什么允许民营开矿，然后又把人家赶出来；房产证加添配偶名字要不要缴税之类，货币政策变化的依据较为清晰，没有多少探查的必要。从另一面看，物价水平的变化究竟到了哪一个点位才引起货币政策的调整，又受货币当局得到的信息质量、处理信息的能力、对经验教训的感知，以及关键决策人的私人知识和个人直觉有关，常常深不可测——局外人就是执意于客观的探查，也难以入手。

笔者是杜润生门下的经济调查员出身，除了探查，对别的事情兴趣不大。既然货币政策说浅了无须探查、说深了又无从探查，那不妨把这个科目搁一搁吧。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的争议显示了一个广阔的待探查领域：那么多中外名家吵来吵去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是本系列评论开篇题目的由来——“口水能定汇率吗”？该文从一个简单的常识出发，因为所谓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过就是1个美元能换几块人民币，不过就是货币市场上的一个成交价。方方面面对这么一个价不满意，入市出价不就得了？为什么那么多君子动口不动手，“升值”、“反升值”地大打口水仗，就是不到市场里去出一个价？我声明，这个问题看似冲着别人而去，“说到底是冲着自己来的”，因为未经认真的探查，我自己也并不了解，“在每个平常交易日的早上9点15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那个‘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2010年4月12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59元)，实际上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探查的结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中国的一个市场里形成的。该市场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部在上海外滩，其前身是汇率双轨制时代的“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个会员制的高级交易所，由具备外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会员们，携带企业和个人结汇所得的外汇入场，彼此交易外汇与人民币的头寸。惊动世界的人民币汇率，就是在中国的这个银行间市场里每日每时交易的产物。

说市场这里也真是个市场，有供给、有需求、买卖各方竞价成交。不过这个市场也具中国特色。一个特色明显，由于人民币还不可自由兑换，所以人民币兑美元和其他外币的交易，仅此一家，在国际上别无分店。持美元者要购人民币，惟有到中国来，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都不能如愿以偿。后来在香港倒是开了一个口子，不过香港也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此特色，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汇率问题常常被高度国际政治化，压人民币升值的外国政要一个接一个。用本系列的直白方式发问，你们要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大手拿美元买人民币就是了，何苦吵吵闹闹的？人家的回答也许是，在他们那里买不到人民币！讲过的，真正的釜底抽薪之道，是全球哪里都可以买到人民币，管他升值派还是贬值派，一概请到市场里出价，免得在会见厅里施压。

还有一个特色更为重要。外汇交易中心由央行管理，而后者又入场交易，且是中国外汇市场里的最大买家。这就更值得探查：央行这么一个国家机关，一不抽税、二不做生意，哪来的购买力天天在外汇市场上大把购汇？调查的结论是它动用了基础货币(来源是货币发行加法定债)。“基础货币”从央行的门出来，入了售汇给央行的商业银行的账户，就成为所谓“高能货币”，因为商业银行把款项贷出去人家再存进来，可以“创造货币”。再加一条中国特色，条条块块的政府都可以征用农民的土地，押到银行来借贷，让中国的货币创造更上一层楼。

这么一个变化，量小了无伤大雅。可是中国的开放是一个大国在人均收入很低水平上的开放，很快就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出惊人的比较优势。1990年中国的净出口不过510亿人民币，占年度GDP的2.6%，可是到了2004年，中国净出口就超出1万亿人民币，占GDP的5.4%；到2008年，中国净出口2.4万亿，占GDP近9%。反映到货币运动上，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增长最为迅猛的当数“外汇占款”——央行从商业银行那里购买外汇占用的基础货币。大家可以看央行网站公布的数据，2010年末我国外汇占款22万亿人民币，比8年前的2002年净增近20万亿。“高能货币”更加势不可挡，2010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72.3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末净增了53.8万亿。

货币流程根本改变。原来央行发出货币，主通道是借款给商业银行，后者再把钱贷出来，市场上就有钱用了。次通道是借钱给财政，特别是在财政入不敷出的年份。可是1994年中国对建国之后历次高通胀的教训痛定思痛，由全国人大立法，禁止央行对财政透支，把上述那条货币小通道堵住了。大体是从2000年开始，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的通道也开始大反转，变成商业银行大把借钱给央行！探查过了，央行天天、月月、年年向商业银行购汇用的基础货币，在资产负债关系上，是央行的负债。当央行购入的外汇越来越多的时候，商业银行就成为央行的净债主。

了不得的货币运动翻转。如果说有哪一个词汇最为传神，那么我以为就是“央行被动发钞”。第一次听到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讲这个词时，就觉得准，并以为没有在第一线承受过巨大压力之辈，讲不出这么一个词来。“被动”者，由不得你也。究竟有多少外汇流进中国，究竟央行为购汇要担负多大的基础货币负债，再也不是央行“主动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这也是央行承担动用基础货币维系汇率稳定职责的逻辑结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一旦成为政策目标，进多少外汇就决定了央行“被动吐出”多少基础货币。

又管本币币值稳定，又管汇率稳定，央行能不能一身二任呢？探查的结论是，这要看年头。1997年中国出现通缩，外加亚洲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内需不足。在那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在主动大幅度贬值之后并入市场之轨，与美元挂住，对出口有大帮助，对稳定各方预期也大有帮助。但经过几年努力，特别是经历国企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正式加入世贸，以及刺激内需政策收到效果之后，2003年中国已走出通缩，并面临内外需求过旺的新问题。这也是余永定、宋国青分别在2003年提出人民币主动大幅升值建议的背景。从货币角度看，就是别指望钩住美元就保得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中国是大国，不是香港那样一个小经济用货币局制度靠美元约束港币就可以的。大经济还是要有约束得住自己的货币制度，任由汇率机制充当事实上的发钞机制，美元不毛还好，美元毛了，人民币怎么维系自己币值的稳定呢？

可惜直到今天，中国还是没有过得了这道关。不错，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微幅升值，累积起来对缓减人民币超发的压力不无小补。否则，倘若还是8.26元人民币兑1美元，今天中国的日子要怎么过？但是，人民币微幅升值并没有解决货币机制和货币制度层面的问题。在短期效果上，这些年人民币微升究竟能不能抵得住美元累贬的程度，还有疑问。否则，满街的“输入型通胀”，究竟是从哪里跑进中国来的？至于持续微升带来全球人民币升值的稳定预期，更是大麻烦。当今世界，贸易是小头，资本流动是大头。汇率预期指挥千军万马流入中国，那摸着不热的“热钱”要怎样应付才好呢？

事实上，汇率机制仍然是今天中国货币制度的组成部分。央行还是每日每时被动吐出基础货币来购汇，同时又衡量通胀形势，决定把多少吐出去的货币再“对冲”回来。抛开细节不谈，央行的“对冲”工具无论是提升法定储备金率还是发行不同期限的央票，都是央行的负债。这里带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央行负债在理论上是不是国家债务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要不要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这不是小问题，因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财政稳健永远是货币稳健的保障。

实际的情况是，汇率维稳作为政策目标持久实施，却没有财政预算覆盖该政策的成本。那就是经济学家喜欢问的，收益脱离了实际成本的约束，行为会怎样？讲过了，那会累积“炒豆归己，砸锅归人”的道德风险。思想舆论方面也一样，“坚决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看起来英雄极了。问题是，靠口水和文章是顶不起人民币汇率的。真要顶，还要靠物质力量。最可靠的当然是真金白银。没有，法定信用货币也可以顶一阵。最后要转了一大圈才发现，所谓“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讲到底还是靠国内通胀顶下来的！后来连美国政客都拿这一条做他们国内的工作，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英雄们情何以堪？

一番探查之后，问题提上了台面。既然挂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被动放出过量货币，甚至危及到人民币本币的币值稳定，为什么就不能考虑改一改？“大刀阔斧改汇率”，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不过我的主张，还不是一早上就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而是考虑根本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说简单也简单，因为要点就是中国货币当局目标过多，除了《人民银行法》规定的“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还要拿基础货币大手购汇，然后又要把多放出去的货币收回来。还是回归单一目标吧，就是守住本币币值，对得起天下持币人。汇率维稳，不妨从已有的流动性里找出路。横竖作为政策目标，一定要在预算里留有足够的实施政策的资源。具体来源，无非是预算拨付(委托央行也可)、专项发债(特别欢迎主张人民币绝不升值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专家带头认购)、国企利润(似乎比上缴财政技高一筹)。其他来源还有，包括国家减持金融和一般国企的股份、社会管理收益(如道路拥挤收费之类)。反正原则就是一条，要在已经发出、已经创造出来的货币里打主意，筹措大手购汇，即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读者或问：如果一切潜在可能都用尽，仍然筹不足购汇款项，那又怎么办？我也答了：那就让汇率升吧。因为那才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至少与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一更为重要的目标，不再矛盾与冲突。

那也才有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当局的全部工作注意力，集中于维护货币币值的稳定。这件工作的意义重大，因为事关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交易费用。使命之艰巨不是因为技术方面有解决不了的困难。真正的难处，是如何以有效地资源约束无穷无尽的人类欲望。我不相信为货币选锚有那么的复杂与神秘。货币史的教训说，困难的是如何防止一个经济迫于短期的压力，把好端端的或至少尚可用的货币之锚白白给废了。这方面，控制现代货币机器的国家欲望的管理，显然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还是那个命题，稳健的货币来自稳健的财政，而财政的稳健要靠制度保障。

最后讲几句全球货币格局。美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会一天就终结。不过由一个国别货币同时充当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却从第一天起就含有内在的麻烦。何况，一币独大下的国家欲望的管理，对西方选民政治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正屈指一算，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美元按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之价换黄金的窗口，已经过去了40年。美元没有因此而倒，堪称奇迹。但是美元开始摇，却是不争的事实。最重要的是摇出了欧元，也是上世纪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件。可惜欧元冲击还未见最后成功，它自己就开始摇了起来。问题是一样的：管不住国家欲望，不可能有可靠的财政，因此断然难有可靠的货币。

这就带来一个全球货币前途的大问号。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看唯此为大。中国要怎样打算盘？人民币有没有机会？这是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个人之见，全球化非要全球货币的配合不可。大路径也许就是两条。其一是开会开出一个国际货币来，如凯恩斯当年在布雷顿森林建议过的那样。其二是若干个国别货币竞争全球货币的地位，在竞争中互相约束，防止国家欲望的管理失控。事情太大，中国应该在两方面都有所准备。积极参与G20的对话和谈判，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形成，这方面已经有好的开头(标志是人民币纳入国际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化，则是第二手的开端。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奠定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真希望我的看法是过于保守了：本国人民还在用我称之为“民间金本位”的货币，走向国际不免任重而道远。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9月5日星期一

认识锡庆好几年，是老朋友了。不过，2008年7月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讨论会，还是让我对这位老友的思想功力，有了新的认识。

那场讨论会是科斯主持召开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那一年，科斯教授98岁了，亲力亲为，开这么一个主要由中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足以说明中国的改革经验在这位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毕生关注经济学进展、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老人家心目中的分量。

对受邀的中国经济学人来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当着科斯教授的面讲自己的见解，是一生难得的机会。谁也不愿意错失这天赐的良机，于是大家摩拳擦掌，带上自家最好的宝贝，要到那经济学的武当山上去比试一回。

锡庆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知识来源”。好题目。试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数十亿计的庞大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卷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潮，其间必不可少的天量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的，农业国工业化要消费大量新知识。锡庆分得清楚，一类是工业知识，那是传统农业代代相传的直接经验所不能自发生成的技术性知识；还有一类是合约知识，也是过去的熟人社会难以积累、却能在高度流动的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交往关系与契约组织的社会性知识。没有这两类知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无从想象，也根本不会发生。

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一个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得到超前发展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生活贫穷与知识匮乏互为因果，没有可能为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备下必要的人力资本。当然，比起印度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人口的识字水平与初级计算能力还算是比较好的。问题是，读写计算的本事不过只是吸收新知识的必要条件，即便几亿中国农民都打开了要装知识的口袋，那惊人庞大的知识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就是锡庆要回答的问题。他的答案，读者可以在本书第4编的文章里读到。其实，本书集合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为回答上述问题所作的准备。不少读者或许熟悉上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也知道“知识驱动的增长”在新增长理论里的地位。不过锡庆给我的启发，是不要以为除了知识带动的增长还有别的什么增长。他根据中国经验得出了更一般化的命题——所有经济增长都是知识推动的增长。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在各个特别的约束下，不同的经济究竟从哪里发现了哪种类别的知识切实推动了增长，或者就是因为开发不出需要的知识而陷于停滞。

我自己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前苏联模式以国家的合法强制力消灭一切私人产权，排除市场交易，使整个国民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工厂那样靠行政命令来运行。以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衡量，此模式的交易费用几近为零、但组织成本达无穷之高。危机屡屡逼出改革，但困难是怎样使一向志在消灭私产的国家转向承认并保护私产。中国的经验是通过承包合约重新界定权利，在全盘公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合法的私产。改革中，原来政企合一的国家超级工厂分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企、股份制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公司，与新成长的外资外企、民资民企以及无数城乡社区的集体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混合产权的市场。

这套理解的基线是制度与组织成本的节约。但是，要有收益和收入才谈得到费用的节约。否则，包括制度与组织成本在内的“费用节约”，究竟是从何发生的呢？恰恰也在芝加哥的研讨中，我突然意识到“节约交易费用”有沦为一种新的流行套话的危险。

锡庆关注增长的知识来源，着眼点正是收益。这或许是让成本分析变得较有内容的一个重要法门。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开放引入外源性知识而增加收益，改革显著节约了原先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一个重新扩展着的市场则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如何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新问题。

那次研讨之后，有关制度变迁与知识增量的关系就不断缠绕在我的脑中。很有规律地，每次见到锡庆，不管谈什么，这方面的想法就特别被激活。前年我们几位同事和同学一起访长沙，我请锡庆讲讲当地经济，他只用30分钟就勾画出这个中部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经济轮廓。至今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用浓重的长沙口音做出的概括：“要么一个资源点，要么一个知识点。”到了本书中，他有更精彩的提炼，即资源不外是由知识定义的。这么说来，哪里只须找到一个知识支点，哪里的经济就全盘皆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增加生产、促进交易的性质。观察表明，除了生产性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展信任与合作的合约性知识的空前普及，形形色色的“寻租知识”也在我们这里消耗着人们的无穷精力。怎样分析这部分“知识”的由来与后果，又如何把此分析加到知识驱动增长的完整解释里去呢？

本书直面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我以为最精彩的，是那组关于“知识的度量问题”的系列文章。作者针对现在大学里的种种制度败象，诸如在论文发表、职称评定以及科研成果申报中甚至可以称得上“黑帮勾当”的造假行径，提供了入木三分的经济分析：“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因为正道与邪术成本相差悬殊，正道难敌邪术，看着学术流氓成王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仿效的人越来越多，邪术迅速扩能增强，就像侵入人体的癌细胞四处蔓延，以至于最终游戏规则事实上被篡改，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于是，“各种各样有关学术骗术知识的日积月累和广泛传播。但这种知识是反生产性的”。追下去，要害在于“现行学术评价规则”；再追下去，在于“知识质量考核的困难”。还要不停地追，因为作者认定，“大学评价制度的取舍不仅影响教师晋升，而是关系到大学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知识源头的大问题”。

最后要说，锡庆选取的方法是“有场景的经济学”，也是科斯毕生坚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那种路数。同气相求，我的评价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读者，打个折扣阅读本书，看看是不是觉得物有所值吧。

（《知识笔记》朱锡庆/著，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正当本系列评论收尾之际，上周末发生了美国国债遭标普降低评级的事件。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在上周五下午1点15分得到通知，然后财长等高官即与总统奥巴马作了讨论。次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柏林(Gene　Sperling)公开作出抨击性回应，抓住的把柄是标普的估算出错。不过毕竟史无前例，消息还是引发激荡，本周全球股市连日一片漆黑。

看到过的评论里，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此降级并不意味美国国债违约的风险上升，因此其象征意义重于实质意义。其二，虽然自家的信誉有可议之处(如曾给次贷较高评级)，但标普公开给美国国债降级，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合到一起，仅具象征意义的美债降等是一个划分时代的大事件。

我同意这个合并起来的判断，出发点还是货币。这么想吧，举世对美国国债预后不良，起因是美国联邦负债过度，而如何削减债务，他们的国会要闹到政府几近关门才达成微弱的一致。进一步问，美国政府的过度负债又缘起何方？如果说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欧债危机，起因于”欧猪”们争搭欧盟(特别是德国经济)的便车，那么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又有谁的便车可搭呢？

答案是，美国搭了美元的便车。很明白，倘若没有美元，这个星球就是所有国家都心甘情愿，也借不出如此庞大数目的钱来供山姆大叔海花。还不是因为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还不是因为美国掌控了全球货币供应，所以美元才成为美国过度负债的支点？君不见，美联储印制的天文数字的美元，到国外转一圈回去就成为美国有钱可花的国债？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还有进一步的“创新”，那就是加印钞票购买美国国债。甚至在此次美债危机之后，还有专家建议美联储考虑进一步买美国的州债！当然州债不过瘾，还可考虑县债、镇债。再不够的话，干脆组团到我们这个地方学学政府怎么搭融资平台算啦。

看客须知，全球储备货币是为全球交易服务的。美元那票子毛了，受损的可远不止美国自己。可是美债的好处，却差不多为美国独享。这就应了我下乡时候老乡说的那种情况：炒豆自己吃，砸了锅是大伙的。收益独得，代价则由他人分担，这就是”搭便车”的行为逻辑了。

这样看，此次美债危机牵动的层面不单是债务违约，而且事关全球货币秩序。美国的国债好歹还有一道上限法令管着，就是贵为美国总统，想突破也必须求得国会的修法支持。可是，美元又归谁管？这口“大锅”一旦砸了，还不是天下所有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国家、公司、个人，一概“贵客自理”？这是说，美债的背后有一个更严重的美元问题。美债降级冲击的不只是对美国政府筹资、偿债能力的信心，更冲击对美元的信心——那又何止“动摇国本”，从全球金融着眼，说“动摇球本”也不算离谱。

应对思路也要分层处理。作为世界上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此次中国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手头的资料说，现在中国持有美债1.15万亿美元，占全部外国持有美债的26%，分别超过日本(20%)、英国(8%)、巴西(5%)和俄罗斯(3%)。如果算上香港(3%)和台湾(3%)，大中国地区持有外国美债的总额，比日、英、俄三国之和还多出了一个百分点(数据见《信报》2011年8月8日要闻版)。美债评级被降级，即便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大债权国手中的美债资产有账面损失的风险，怎么可能没有压力？

问题难在增量而不在存量。这里所谓存量，就是已经作为国家外汇的美元资产，其中包括中国持有的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国债。横竖选择不多，不持美债就买欧债或日元资产，就算那些真比美债强，也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呐。大债主的确不好当，常常还没有搬兵，市场相对价格就闻风而动，鲁莽从事的话，吃亏的还是自己。退一步想，选择不多就是机会成本高不到哪里去，投资也讲路径相关，“套住了”就作套住的打算。短期可下注的是，现在轮到美国“大到不能倒”。这倒不是说山姆大叔的国运依旧昌盛，而是超级大国走下坡路是长期而慢变的趋势，短期内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冲击，偌大一个美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倒就倒的可能性等于零。

令人忧心的是增量，因为美元还是每日每时地大量涌进中国，还在不断转为国家的外汇储备。读者一定注意到以下新情况：中国的贸易顺差收窄了，但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势还是方兴未艾！不论各家怎样分析其成因，当务之急却是要面对它的结果——外汇增量又源源不断转为选择不那么多的存量。那呼呼流向中国的美元，难道真能像某位名家主张过的那样，“一把火把它烧掉”？个人自己的美元，想烧就烧吧，别人不好说什么。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公共财产，其中的每一块钱都是央行用基础货币换来的，那也是说烧就烧得的？烧不得，又不能锁在保险柜里，还不是只好再买美债——说白了就是继续被套。

我的意见，这看似别无选择的局面，其实终究还是选择了的结果。回头看，第一个大选项，就是要不要把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作为中国一个毋庸置疑的优先政策目标？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定下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究竟用什么手段来守？用本系列评论习惯的方式发问，就是非要央行用基础货币大手购汇，才是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最佳路径吗？

事实上，恰恰是对以上两大问题作出了选择，才把我们引入事后看来似乎没有选择余地的困境。反思一下，应该无人漠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和税收的积极意义。但是，以汇率稳定支持出口导向战略，却遇到一个挑战：人民币汇率那头挂着的美元，其本身的币值究竟稳定还是不稳定？若美元币值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就好办，对整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也明显。若美元的币值不稳定，人民币一头热搞汇率稳定，负面的代价就越积累越大。讲过了，在美元发飘的状况下搞固定汇率或钉住美元那一套，很像是当代庞统的连环计，把中国大船与美国巨轮拴在一起，看起来甲板辽阔，场面稳定得不得了，但哪一家烧起来大家谁也跑不掉的危险也随之增加了。至于被动用基础货币大手买汇的办法来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是把美元走贬之火加快引到中国经济的船上——所谓“输入性通胀”是也。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名义汇率算是守住了，但国内通胀抬头，真实汇率的稳定呢？怕还是渐行渐远。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还有其他外国——根本管不了美元的货币准则。美国的事情主要靠美国人自己管。人家搭上了美元的便车，舍不得下痛手约束自己，一时间谁也没有办法的。退而求其次，各扫自家门前雪，集中力量管自己可管的事情吧。可是，“固定汇率有利中国经济论”大行其道，弄得人们普遍相信，只要美元当道，天下哪个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岂不知，“固定汇率论”兴起的经验基础，是美元或挂黄金、或挂还算审慎的货币政策，所以谁挂美元，谁的货币准则也就相对可靠。可惜到了中国大开放的年代，美元的货币准则早就审慎不再。美元管不住自己，非要人民币挂美元，结果就是既管不住美元，也很难管住自己。此种情况下，高举“人民币绝不升值”大旗，高远的立意终究遭到日积月累的磨损。

美债评级危机及其背后的美元危机，再次提醒我们从货币准则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当短期冲击的波纹平定之后，美债危机的“划时代”含义才会持久地显示出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本栏编辑和读者朋友再多给一周时间，容我为这个篇幅已经不短的系列评论作一篇概述性的小结。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如果政府、企业以及居民家庭，一律拿真金白银在市场上购汇，那么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并不难实现。更重要的是，如果央行不再以基础货币大手购汇，那么，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两难局面，也就从此结束。余下的问题是，人民币要如何约束自己的供给量，才能维系币值稳定？人民币究竟以何为“锚”，才能最大限度维系货币购买力的“含金量”？

货币好歹总有一个锚。“良币”就不用说了，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受到贵金属储藏、勘探和冶炼的硬约束，货币供应量被“锚”得个严严实实的，不可能“自由增长”。货币史家称赞“黄金是最诚实的货币”，就是因为其锚可靠，大风大浪也不能将之掀翻。“劣币”是不是就完全无锚呢？也不尽然。魏玛时代的马克和蒋委员长治下的金圆券，当是近代最劣的两只货币。那样胡来的货币，为什么没有印得更多、发得更烂？是印刷速度跟不上吗？如是，“印刷速度”就构成这些劣币之锚。

其实，货币是因为大家都接受才成其为货币的。天下持币人没有那样蠢笨，会没完没了地接受越变越劣的货币。劣币跑出来了，打个折扣标上劣价继续用，这种事情是有的。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完全废掉一种流行的货币，对交易的损害太大。但人们总不会放弃寻找替代之物，来抗衡劣币化的趋势。这是说，持币人的接受意愿是约束货币的最后底线。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从长期看，天下没有完全无锚的货币。

真正的困难，是怎样选一个可保币值较少贬损的货币之锚。毕竟，从响当当的真金白银到被持币人弃之如敝帚的最劣币之间，还有不小的空间。自金本位制以降，多数货币呈两极化的命运：或被劣币化趋势所席卷，连同其显赫一时的发行者一起被请出历史舞台；或成为对抗劣币化的赢家，在熙熙攘攘的市场流通之中历久弥新。这样看，选锚的高下决定货币的命运。

但是选锚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贵金属货币本来没有选锚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开采、冶炼和铸造，天然约束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者说，贵金属货币之锚，就是它们自己。但是，货币史还是显示，“选择”无处不在。比如给定矿产储藏，究竟哪一种金属当上了货币，就是选的结果。已选定金银为货币，要不要耗费——以及耗费多少——资源来勘探、开采或干脆掠夺更多现成的金银呢？也要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更普遍的是，怎样决定铸币的成色？毕竟，通过减少铸币的贵金属含量来为君主入不敷出的开销“融资”，早在罗马时代就有过记载。

甚至贵金属货币的存废，也是选的结果。至少在中国的货币史上，纸币早就起起落落好多回——其实也是金银货币被废了好多回。掩卷而思，人类并不总是为了寻找更锚得住的货币才发明纸币的吧？那是“逆向淘汰”的结果，贵金属货币遭废黜，可能恰恰是因为其锚太牢靠！

法定纸币的兴起，使货币锚的问题变得空前严重起来。讲起来，中国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对此有大贡献——印钱的成本如此之低、货币的潜在供应量如此之大，究竟怎样加以约束，才能保证经济既享受货币提供价值标准、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之利，又免受严重的通胀、通缩和预期紊乱之害呢？

这就是诞生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背景”，也是现代“货币政策”越闹越复杂、“货币政策工具”令人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原因。以中国为例，《人民银行法》清楚地规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究竟要如何操作，才能切实做到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呢？

这就是为法定纸币选锚的问题了。第一可选之路，是实物锚。这就是选一种或几种本身市价不易变动的商品，充当约束人民币供应量的基准。比如选上黄金白银，那就要以央行储备的黄金白银为准，只有在增加储备的前提下，才能相应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如是，人民币就被央行储备的黄金白银“锚”住了，人民币的币值就相当于真金白银的购买力，因此不会轻易“变毛”。当然，也可选其他商品，如石油、煤炭、木材等等，也一律以储备的实物为准，增加了储备才能增加货币供应。

此锚的问题是，实物储备有巨大的耗费，付得起还是付不起呢？像人民币这样自诞生之日就从不依赖实物储备的货币，突然有一天要重建实物储备，又谈何容易？以当下M2高达70多万亿的人民币为例，按市价买任何一种实物商品来充当储备，耗资都是天文数。还不要说，央行真要出手购置实物储备，其市价可能翻到天上去了。抛开这点不谈，倘若充当货币储备的商品之价波动，货币的币值也跟着波动，那又何来币值之稳定。放眼看，包括黄金白银在内，所谓“市价稳定”的商品，现在还真的是举世罕有。

除非天大的意外，人民币一般不会走实物之锚的路。余下的，就在信用货币的框架里打主意，选一个抽象的货币准则好了。这里“货币准则”的意思是，究竟遵循何种原则，来决定不以实物储备为后盾的法定货币的供应量？

抽象的准则，讲起来可以是很多的。删繁就简，可以归为两大类：直接约束货币的供应量，或着眼于货币影响物价的后果，以某种物价指数来约束货币的供应量。前者以弗里德曼在世时的一种主张为标杆——干脆在美联储放上一部计算机，预设一个美元的年增长率——譬如在美国常年平均的GDP增长率之上加1-2个百分点——直接控制美元增长。后者的应用就多了，譬如当下欧美多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是锁定通胀指数或所谓“核心通胀指数”的变化，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

弗老对美国货币史下了过人的功夫，所以其建议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最主要的发现是，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指数之间存在着可靠的因果联系。由此，为争取物价的稳定，非把货币置于非人格化准则之下不可。问题是，凭科学发现的逻辑，难以剥夺相机的货币调控所带来的巨大权力。更麻烦的问题是，管制引起货币的不断创新，以至于最后连“什么是货币”也难以清楚定义。说不清楚货币的定义，“货币准则”又从何谈起？

以物价指数间接约束货币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倒有不少发展。比较最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开放步伐的加快，能不能以国别货币之间的价格指数——汇率是也——来约束某些国家的货币供应量？蒙代尔不遗余力、大声疾呼坚守固定汇率，出发点恰恰是货币准则。他相信，与美元挂到一起的固定汇率，能把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应量约束住。既然谁也不能在固定汇率下把货币发得超过美元，那其物价指数就不会超过美国的物价指数。

这点很重要——货币准则才是汇率辩论的重点。重读蒙代尔与弗里德曼的“诺贝尔对决”，知道他们共同的关注并不是汇率对贸易的影响，而就是货币准则。其实，早就论证了浮动汇率无可避免的弗里德曼，也赞成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汇率。他的理由，正是在自己管不住货币的地方，固定汇率也许可以强制约束通货的滥发。

问题是，在经验上能不能证明，固定汇率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真的就有约束货币的效力？本系列评论依据人民币汇率的经验说明，外力不但没有成为有效约束人民币之锚，还为摆脱有效的货币约束“开辟了”新的可能。讲到底，自己也想摆脱约束的美元，有可能把别国的货币锚住吗？

周其仁
2011年7月25日修订于北大朗润园

和几位同事同学一起关注成都的改革试验，不知不觉已经四年。除了实地调查，直接访问当地有关部门、乡镇、外来公司和本地农户，我们还阅读有关成都改革的报道和评论，了解对成都做法的各种批评与赞扬，以求在横看与侧看之间，识得庐山真面目。

去年秋天的一次调查中，当地朋友提及一本专门批判成都模式的书，问是否看过？被问住了，还真没有看过。回北京后，同学从网上购得几本，在课题组内传看。我拿到的时候，看书名是《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贺雪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似乎并没有专批成都呀？翻开目录，在第六章的名下，才看到“成都模式批判”几个大字。那就读一读吧。

作者开门见山，“表达了对成都实验的不同看法”——如此直率的风格，节约读者的时间和精力，让人喜欢。接着读下去，是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对于大城市大农村的成都市来说，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以扩大市场化程度为手段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对全国农村并不具有借鉴意义。成都实验应该立足成都特点，不需要考虑全国的情况。我甚至认为，成都实验明显存在乌托邦情绪，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第266页）

不知道其他读者怎样看，我觉得这段引文的文理不通：第一句说成都实验可能成功，但对全国意义不大；第二句说成都无须考虑全国情况；第三句又说成都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呢？

不去管他吧。现在有的学术著作，也许就不是让读者能够读明白的。于是转到另一项查询，这长达54页、对成都改革试验充满批判性结论和断语的批判章节，究竟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翻来翻去，据作者自己的交代，他只在“应邀”参观考察了成都的三个典型村子以后，才写出这部大批判来的。受谁之邀呢？成都市委。什么时间去的？搞不准确，因为该书第265页上说是“2009年国庆前”，可本章的附录一又标明，作者“应邀参观了成都三个村庄”之后写出的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发表日期却又是“2008年按12月4日”（第310页）。参观的是哪三个村子？作者从不提起。参观考察的时间多长？没有交代。参观过程中访问过谁、与谁有过交谈？不见记录。反正翻遍本章，作者对成都模式的全部批判，居然就没有一个论据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调查、参观甚至走马看花！

他是在写成都游记吗？——据说写游记有个规律，那就是游客刚到一个新去处，新鲜刺激、浮想联翩，立马可写一本大书；可是住久了，真正对当地有所了解之后，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问题是，贺教授的这本书不是一篇游记，而是对成都改革掷地有声的大批判，事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国计民生大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缺点。批判成都改革实验，用的帽子那么大，下得断语那么绝（例如，“表现出这种对土地制度无穷想象的集体狂躁症的典型，是成都近年来的‘土改’”（第5页）多少总要拿出点根据来吧？个人署名的专著，整整一章之中，居然没有用一条下过功夫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怎么交代得过去呢？更一般地说，既然叫社会科学，总要尽力满足科学活动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再以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加以验证。马马虎虎的“游记”，不要说文理不通，即便文采飞扬，怕也与科学无缘。七年前我为文痛批“郎旋风”，四年前又批某位“医改专家”不合格的“宿迁医改调查报告”，观点不同还在其次，主要就是对方法论上不可容忍的倾向，表示一点寸步不让。

在本书封底，赫然印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张路雄先生为本书写下的推荐语：“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厚的对农村、农民的了解，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具体分析农民中的那部分（拟应为‘哪部分’——周注）人对各种政策的不同态度，以及各种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具体变化与效果。” 认识张路雄多年，有不同意见也算老朋友了。我倒想问问路雄兄，大笔一挥写下广告词之际，读过这本书没有啊？

推荐者们是不是以为，贺雪峰教授有长期在国内其他地区农村从事调查的丰富经验，即便没有对成都农村的直接观察，仅凭浮光掠影的观感和二手报道，也有本事对成都的改革实验得出可靠判断。要说明，我没有读过贺教授基于其他地区农村调查研究的作品，因此也没有资格评判他的学术水平。我只是认为，对其他地区的农村了解得再多，也不能保证他就有了草草看三几个村子就对“成都模式”痛下判决的把握。

有书为证。贺批成都的这一章，共分五节。第一节概述成都土地改革，但还没有把成都从江浙沿海学回来的“三个集中”（即集中）的做法介绍清楚，批判的火力就转向“地方官员上了经济学家的当”。第二、三节分别描述成都建设用地与农地制度的运作，算是本章的实证部分，但一律以大部分篇幅原文抄录有关新闻报道，然后加上作者的批语，无非对肯定的报道告说错、错、错——常用断语是“根本不可能的”。对负面的报道呢？那一定是不出作者所料。最后两小节，则是对成渝改革实验的判决。

一边读，一边不免好奇。怎么连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楚，贺教授的是非判断就劈头盖脑落成白字黑字了？他到底受的是哪一门的训练，可以如此毫无心理障碍地在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事实的地基上，迅速盖出这么一座挂满批判幔帐、极其唬人的“大楼”的？

耐心翻找，发现在我们这位成都模式的批判者手里，还真的执有那么一把“利剑”。容我代为展示一下。先看作者怎样批判成都建设用地的运作。开头照例抄录一则新闻报道，内容是温江区部分进城农民“放弃”宅基地，然后通过置换这部分建设用地，换得在城镇的住宅、社保或现金的故事。然后，作者挥剑上场：“为什么被置换出来的集体土地就一定可以‘每亩至少拍到100万元以上’？谁来买？”“成都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耕地”，（如果）“100万亩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产权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万人口，接近一个四川省的人口总数”；“也因此，每亩被置换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可以拍出百万以上的高价？”显然，成都搞的这套，“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第281页）

再看本章怎样批判成都农用地的运作。这大概是作者自觉更为熟悉的领域，所以一口气抄录了5则有关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和“老板下乡”的长篇报道，然后只用了一句话就给予了断：“我们可以想见到目前成都市大力推进的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若全部种起高效益经济作物产生的可怕后果”。（第296页）

以上两大板斧，用的原来是同一个逻辑。这就是，小部分土地（或其产出）进入市场，固然可卖出个大价钱，但只要允许更多的土地（或其产出）入市，它们就将变得一钱不值。正是基于这把利剑，贺教授判定，“成都模式是错误地理解土地性质，不懂总量概念，误判中国当前工业与农业发展形势而推出的激进实验，成都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第298页）。

让我们来推敲一番。给定需求总量，任何资源、资产、商品和服务，投入市场的数量越多，其平均价格就越低。这是市场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叫规律、叫常识都可以。但是，商品价格从来就不是自动变平的。恰恰是少量商品在供不应求下的相对价格飙升，发出资源动员的信号，并“指引”更多的资源向这个尚未满足需要的方向投入，才开启商品价格变平的进程。随着更多供给的涌入，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商品价格变平，资源才转向满足人类的其他需求。这就是说，均价变平是“市场过程”的结果。

贺教授的“总量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只需把全部成都的建设用地、农地除以总人口，就轻轻松松算出了成都土地“最后的均价”。毫不夸张，他也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四川省、西部地区、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土地的“最后均价”。站在这样绝对的制高点看世界，芸芸众生竞争一切高于“最后均价”的机会，当然统统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多余的、错误的、“不可能成功的”。

读来读去，我终于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套让世界死寂过去的“逻辑”。想想看呀，有这样的思维当道，世间哪里还有什么经济活动？种地的农民一旦想到“假如全人类都种地”的可怕后果，那还不悲从中来，绝望得怕是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啦？种经济作物不成，种粮食也不成，因为“假如全人类都种粮”——固然比“全人类都种经济作物”略胜一筹，因为需求量大——平均谷价最后还不是会贱到根本不值得一种的地步？同理，工人不屑于做工，商人也不屑于经商，因为“假如全人类一起做”，这些活动就一点经济意义也没有。甚至像贺教授与我所从事的教书行当，怕也不没有存在的理由——“假如全人类都教书”，咱这点可怜的学问谁要呀？

幸亏真实世界里的人“不懂”、也不接受这套“死寂逻辑”。人类总会冒出新需求，所以市场上总有供不应求的新机会。某些商品、资产的相对价格因此上升，也带来新的收入。不管是先知先觉、深思熟虑、误打误撞、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总有先行者抓住机遇，先赚到超额收入和超额利润，并因此激发更多的后续供给。在市场过程的展开之际，没有人能完全知道下一步——更不要说“最后的”——“均衡”状况，所以人们要争先、要冒险，也会预估、战略、策划，而其间难免发生形形色色的错误。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逼人学习，大家努力趋利避害、趋福避祸。直到更多的资源被动员起来满足了新需求，达成价格变平、“平均利润为零”的新均衡，市场中人才会消停下来，并开始捕捉下一个机会。这就是经济，这就是市场。反正“万物霜天竞自由”，比贺教授的“死寂世界”有意思多了。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舜尧的。择要而言，信息费用、知识、以及缺乏对普遍权利的制度保障，是妨碍更多的人分享市场新机会的三个主要障碍。这也是市场经济总伴有收入差别的一个原因。不过经验地看，法律保障下争取市场机会的权利越普遍，竞争的秩序越可预期，分享市场机会的人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越快。在这个意义上，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使自己致富的市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批判者对此不屑一顾。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在走向“最后均价”的路途上，一切竞争相对高价机会的行为统统没有意义，那么为此种竞争确立更普遍权利的努力，也同样统统没有意义。看在我们的批判者的眼里，成都改革试验“还权赋能”那一套，无非是“脱离生产力”的纯生产关系变革，无非是“新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第298页）。这位以新潮“三农专家”冠名的教授也许不知道，当下中国农民的住宅算完全的私产、但盖于其上的宅基地却是高度被行政权力管制、不可自由转让的“集体土地”，这种举世罕见的“房、地分离”的制度安排，恰恰是当年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的产物。“还权赋能”，正是要把农民房屋和宅基地的制度安排，回落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去，怎么可以因为自己对此缺乏起码的历史了解，就倒打一耙，反而给成都的改革，扣上一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呢？

贺教授对现行的土地行政管制和政府征地，倒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正面评价。“国家不允许农地直接入市，而且限制农村转为非农用地的数量，控制每个省市新增建设用地的总量，…这样就保持了一个从紧的土地供求关系，就抬高了土地的价格。…国家政策显然是有道理的”（第299页）。他倒是很坦白，恰恰是现行土地政策和征地制度在抬高地价，而还权赋能的改革，恰恰有助于地价变平，因为讲到底，成都的改革试验要探索的就是这样突破现行土地政策与征地体制的可行路径。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第一，那些没有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和政府强制征地的国家与地区，历史上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城镇土地价格高于农地的情况？如果也发生过，那么在“国家政策”之外，究竟还有哪些经济力量影响着城市化的地价变动？第二，政府管制和强力征地，在人为憋高地价的同时，还怎样严重地影响了收入分配与机会分配？难道作者真不知道，恰恰是“正确无比的”现行土地管制与征地制度，引发无数社会冲突、权力腐败、利益输送和资源错配，严重不适应城市化加速的现实需要，再不主动改革，怕要面临系统性崩溃的危险境地。退一万步讲，贺教授认定现行土地政策和体制万分正确，尽管信任之、讴歌之和维系之。以中国之大，有个把成都要试着把这一套改一改，也不要那样天地不容吧？

很荣幸，在贺批成都的第六章，第一个列出来痛加批判的靶子，就是区区在下写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写在“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一文里，公开发表于2007年10月11日的《南方周末》。那篇文章是一份建议，起因是中央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试验区之后，当时在渝主政的汪洋书记和王鸿举市长，联名在网上征求办试验区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我已在成都邛崃实地考察过城乡统筹的具体做法，很受启发，也由衷拜服第一线改革实践者从实际出发的智慧。看到重庆方面的网上邀约，我就把有关心得发了过去。

这句被当做靶子的话是这样的：“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一句“若A则B”的事实性判断句——若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可以在市场竞价流转，则价格大涨、农民的收益大增。贺教授要批我的这句话，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根据他的“死寂逻辑”，若所有农民建设用地全部投放到市场竞价，其最后的平均价格一定很低很低，不可能有什么惊人的货币财富。针尖对麦芒，贺教授一定要批判，也有权批判。

不过倒是好好批呀？在下的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难批的。你只需找出实例，显示农民自己入市交易原本自用的建设用地，结果得到的货币收入不但没有惊人的增加，反而与政府强制征用给予的补偿差不多，那上面的这句话就主动被批倒了。是的，不用多，一个反例足矣。可是很遗憾，尽管我的这句话在贺教授的第六章及全书中被反复引出来批判（不下十处），可除了用他那著名的“死寂逻辑”推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贺教授压根就拿不出哪怕一个实例来举证，在农民有权自由交易自己建设用地的前提下，他们得不到比征地补偿高得多的货币收益。拿不出成都的例证，别的地方的也行。可惜，一概没有。

利用这个机会，我倒要向读者报告一下，四年来我们对成都改革经验的调查，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让我对上面自己写过的那句推断，越来越有信心。今年七月我们课题组又一次结伴到都江堰茶坪村，大家把几年调研的数据凑了凑，发现成都各种非征地土地流转模式的对价资料，我们已经收集得到不少。举其大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全成都市已立项11万亩，其中完成验收的5万亩，农民让渡土地指标的对价，平均在每亩15万元以上。联建案例，仅都江堰市就有2000例（我们收集到全部联建合同的副本），多数为期40年的使用权转让，平均对价在每亩40万元以上。其他深入研究过的个案，加到一起有十多个，其中今年新调查的金陵村，代表了成都改革的新进展：由农民跨村组织整理土地，以节余的土地指标换得1000万以上的灾后村庄重建资金，更通过成都土交所的平台，自主出让33亩建设用地的40年使用权。对价几何？共1300多万元，每亩平均超过42万元。放到一起看，这些不是“惊人的货币财富”，又是什么？

正是这些在交易中实现的对价，让我们相信成都的改革试验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也是由相对价格牵引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单一征地制度的旁边，成都正经由城乡统筹改革正趟出一条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平行路线。“土地流转的双轨制”改变了政府、集体、投资方和农民各相关方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结果。改革带来新的利益点，也带来新的农民权利的成长点。

不要以为，把土地的转让权还给农民，就是推动农民马上卖地、卖光土地。这是荒诞的误解。转让权的含义是，权利所有人在资源自用与转让之间有衡量并作出抉择的权利。所以，普遍的转让权越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就越是可能被谨慎地使用，就越有可能积累更多方面运用权利的经验。别的不提，仅看我国城镇居民在拥有房屋和土地转让权之后的行为，我们就知道没有人因为有权转让就天天在那里转让自己房产的。当权利主体觉得转让不值的时候，他可以拒绝转让、拒绝成交。这也是转让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反过来，如果经济中存在合适的转让机会，却没有得到合法保障的流转权利，那势必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目前行政垄断土地流转、农民集体的土地缺乏与国有土地平等权益的弊端所在。

转让权的制度安排，重在与强制流转划清界限。离开了强制，世界会不会走向死寂呢？我的推论是不会的。还以土地为例，只有转让收益比权利人自用“更值”的情况下，人们才同意转让土地。在市价走高——需求远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大家争相卖地，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过了某个临界点，卖地行为普遍了，卖地所得还不如人们自用的时候，卖地还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吗？不会的，因为现实中的行为者没有那么蠢笨。不等出现的“最后均价”，人们转让的意图就会降低，土地转让的行为就消失。这样看，在逻辑上，因为开放土地的自主流转和自由交易，会把地价逼成“最后均价”的事情，完全是市场外君子的想象。世界绝不会死寂的。拿想象的“逻辑”来反对成都尝试农民自主的土地转让，根本是说不通的歪理。贺教授不同意我的这点批评，欢迎拿出论据来反驳一下。我们也可以继续观察，长期对这个命题进行检验。

成都的改革试验并不是在真空里推进的。这也是社会科学试验与自然科学试验的一个不同之处。这里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可控实验。官就是这些官，民还是这些民，思维、体制和既有政策的惯性也一起支配着现实的环境。因此，新的权利和新的体制，不可能干干净净出现，一点毛病也没有。也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尤其需要多听批评，多听不同意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更防止改革的走调和变性。其实，这也是成都为政者的基本态度。比如贺教授的批判大作，还不是在成都方面的邀请考察之后才写出来的吗？我们研究组对成都的改革试验，欣赏还欣赏不过来，的确没有批判之意。可是每次有机会见到李春城、葛红林和孙平这几位领导，他们总是诚恳地问还看到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几年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发现，还是代人转述，提出的意见、提醒和建议还是不少的。对与不对，他们总是乐意倾听。在当下的社会风气里，这样的执政态度，就是很苛求也不可多得的。

当然尊重贺教授言说和批判的权利。本文挑战的，是成都模式批判者立论的依据和学问态度。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贯穿本书的如下核心命题：“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第9页）。这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因为完全得不到中国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和现在成渝改革试验区大量可观察经验的支持。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细细理论便是。本文的立意，是先把成都模式批判者手中那把自以为杀伐自如的批判之剑缴下来。这把“批判之剑”无非是说，允许更多耕地种经济作物，正如允许更多农地转为非农用一样，最后势必降低均价，所以这些机会完全无意义，争取这些机会的权利也完全无意义，探索能不能确立这些权利的成都改革试验，也因此完全无意义。天底下真有这么一套“地权逻辑”吗？请读者评判吧。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

本系列评论的汇率体制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要点，这就是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个人观点，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

说明一下：在中文语境里，”真金白银”这个词，包含了对贵金属货币制度的全部记忆。毕竟，以法定货币全盘替代银元铜钱，在中国是1936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满打满算到今天也不到8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正统”，是贵金属货币，主要是银币加铜钱。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时段，流通形形色色的纸币。不过市场中人一旦发现，纸币不过是皇上和朝廷收取额外税负的一道隐蔽工具时，人们就纷纷弃之如蔽，迫使货币向贵金属制回归。如此顽强的货币传统凝结在一个词汇上，于是，”用真金白银购物”就成为中国人从事交易活动最起码的要求和道德底线。

政府不能例外。以当下讨论的外汇交易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购汇呢？可以的，因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汇来履行自己的某些职责。譬如政府要向国际市场采购，没有外汇在手，老外怕是不认账的。国家借了外债，政府也要拥有适量的外汇储备，才能及时偿债。还有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政府通过买卖外汇，实施对汇价的干预。

关于最后一点，不少读者朋友有保留意见。这难道不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吗？那还叫市场经济吗？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举一个例，稻谷丰收，谷价下跌，对买米过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贱伤农，农人受损减少生产，来年谷价可能大涨。这个时候，政府要不要干预谷价呢？经济学家说不干预，因为干预的结果是谷价更大的起落，正如这两年我们看到的猪价大起大落一样。但政府一般不会听，理由之一是因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众。政府数一数人头就知道，还是干预为上。

但是政府干预谷价也有多种选择。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准谷价大涨，也不准谷价大跌。谁违背价格稳定法令，政府就找谁的麻烦。这个办法听来管用，也常常在用，因为只要业者涨价落价的收益，抵不过所受惩罚的损失，涨价落价的行为就会绝迹。问题是政府执法有代价。半个月前我在青岛听夏斌兄讲演，论及房价，他说不妨学德国，政府规定房价的上下限，超限作违法处理。我边听边想，到底管不管用。轮到我发言，我说单项、短期的价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长期恐怕还是不行，因为至少有一个价格管不住——凡涨价政府就”拉人”，监狱之价一定暴涨！后来网上报道，说我俩拌嘴辩论。哪儿是哪儿呀？我与夏斌当年在黑龙江同一个农场下乡，吃的是同一口大锅里的饭。老友见面，不过切磋一下而已。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入场干预。谷价过低之际，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保护种粮人的利益；待到谷价过高之时，政府开仓卖粮，把市价连同粮价预期一起拉下来，不让买米人家为难。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政府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政府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政府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政府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政府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政府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游行，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上周我们建议，开启三大财政性筹资通道，备下实在的经济力量，把基础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替换下来。在逻辑上，只要筹资量足够，能把新进入中国的外汇悉数买下，那就可以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解决十几年来我国不断动用基础货币购汇维稳、因此动摇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是的，倘若进入中国的外汇就是1000亿美元，那么出手7000亿人民币全部买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横竖也就是7:1。至于这7000亿购汇资金由谁来出，对汇率水平没有影响。央行拿7000亿基础货币来付账，汇率是7:1；财政拿7000亿来买单，汇率是7:1；民间凑得出这7000亿，汇率还是7:1。可以比较的，是动用不同资源进入汇市对经济带来的不同影响。

可惜，这些年人民币汇率的热闹辩论，不少远离了重点。譬如很多辩论，集中于所谓”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究竟哪一种汇价才算是均衡汇率呢？人们吵个不休。接着就是”主张”大战：认定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主张人民币升值；认为已经是均衡汇率的，又主张人民币汇率决不能动。

其实，到底什么是”均衡汇率”，定义本身就含糊不清。”均衡”是从物理学里借来的概念。一个钟摆，左晃右晃最后停了下来，可观察，命之为”均衡”，不算离谱。但经济现象特别是市场价格的变动，谁见过”均衡”的？家乡小集市上的豆腐，原料、工艺40年未变，当年每块1毛2，前年我回去看时1块8。其间变价无数，哪一款价格才算”均衡”？李嘉图以后有一派经济学相信”成本定价”，以为给市价找到了”客观的”基础。可即使”社会平均必要生产成本”，固然可观察、可统计、可测算，但就算你能算得出来，写到纸上的瞬间它们又变了——概念脱离了可观察图像的”纠缠”，才叫那个自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吵一万年也没有结论的。

所以，”均衡汇率”是连上帝也不知道的事情。我的观点，正因为上帝也不知道，才轮到市场来解决问题。举一个例，老王做出口创下1美元收入，究竟值多少人民币，老王有老王的看法，即他的”个人估值”。但是老王并不知道，所有其他人对这1美元的”估值”是不是与他的一样。如果他想知道，他就要上市场，因为市场是一个以出价表达各自看法的场所。倘若有人表达出对1美元的估值高于老王的，机会就来了：老王把美元卖给估值较高者，会导致双方受益。

对同样的商品、劳务、资产(包括不同的货币)，究竟有多少不同的个人估值，究竟每个个人估值的根据是什么，究竟这些个人估值依什么而变化，只有市场在交易过程中才知道。某一个时点的价格所记录的，无非就是无数个人估值之间交流、交换、成交的瞬间信息。这带来一种期望：根据以往的价格信息，预测未来价格水平的走势。无数市场中人相信这一点可以做到，而”科学”——例如天体物理学——似乎正是以预测的准确程度来比较高下的。这是不可抗拒的期望，特别是当代经济学、金融学、财务学取得了看起来不输于物理学的”科学”外观。麻烦的是，市场好像比天体物理还复杂。大科学家牛顿当年买股票失败后发过的著名牢骚，到今天依然有效。

我的观点是，市场预测也是一种对未来的个人估值。市场真正有规律的地方不是价格运动，而是交易活动的规则。例如，”不同的看法才使一档股票交易发生”，这是巴菲特的老师讲过的至理名言。没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关于市价当下水平的不同分析与未来变化的不同预测，哪来交易，又哪来市场？

这样看，”人民币均衡汇率”就不是恰当的辩论题目。个人之见，说2005年7月前8.26:1的汇率是均衡的，有道理；说2005年7月以来缓缓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是均衡的，也有道理；说由于一、二、三、四、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只有升到(或贬到)某一个水准才是均衡的，还是有道理。横竖有不同的看法才是交易之基，非要舆论一律，把大家的看法调校到一致，岂不是把真正形成均衡汇率的市场基础颠覆了吗？

对所有不同的汇率分析和预测，以及基于各自心目中均衡汇率的各种”汇率主张”，要统一的只有行为准则。这就是，任何一方都要”Put your money on your mouth”，也就是把钱放到你的嘴上来，以行为来表达你的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文雅固然文雅，但汇率的实际形成却失去了基础。至于抗击国际压力云云，就更谈不到。抗战总要买点枪炮，不出钱出力也行，那就帮着把能够实现人民币绝不升值主张的枪炮子弹，运送到外汇交易中心去好了。

这正是这些年来汇率辩论有点偏颇的地方。主张很多，可是吵来吵去，就是不把钱放到嘴上来。人民币汇率当然依然稳定，但真正达成此稳定的，却恰恰是什么主张也没有的央行基础货币！正是基础货币天天、月月、年年在外汇市场上大手购汇，正是”外汇占款”的惊人增长，才实际维系着当下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真正值得研究、分析、比较、衡量的，是继续动用基础货币大手购汇的机制，究竟还能不能持久？我们必须看到，央行的基础货币只是看起来”成本低廉”而已。由于央行负债一般不列入公共债务，所以基础货币的动用既没有扩大公共负债要遇到的程序摩擦力，也不受公众舆论的特别关注。可是，受代价低廉刺激起来的过度需求，却带来物价方面的压力，构成通胀的货币基础。出口重要、增长重要，因此汇率稳定很重要。但正确的问题是，为维系汇率稳定，难道仅仅只有被动放出基础货币一条途径吗？能不能找到把汇率稳定与人民币币值稳定分开来处理的办法？

为此我们探索，能不能动员其他资源，逐步把大手购汇的基础货币替代下来？看来是可以的，因为所谓货币存量过多、流动性过多，总存在于我们这个经济体中。认真分析，把这些资源动员出来，购买并持有外汇，不但可以减缓市场压力，还可能改善收入分配。具体讲，从财政预算中留下一块，从国家股东权益中拿出一块，再发他一个稳定人民币汇率债，是可见的三大财政性购汇的筹资通道。

三管齐下还不够，尚有其他门路。就是要明确一条，只能在现有的收入和财富里打主意，绝不再走超发基础货币购汇的老路。这么想，资源总还是有的。随手举一例，最近几个部门清理公路收费，要对早已回收贷款和投资的公路项目叫停收费。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那些收费还拥堵的路段，停止收费可能带来拥堵加剧的新问题。解决之道，像伦敦城那样，加收拥堵税也许不可避免。但是，这笔收益不是政府作为投资人的回报，而是作为公共管理人利用价格工具治理拥堵。这样的收费，可不能随便给花了，用于购汇，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所有办法想尽，财政性购汇基金还是不够怎么办？一般说不会不够的。真的还不够，所有力量都使出来了还是维系不了人民币的现有汇价，怎么办？也好办，那就让人民币汇率升吧。因为，各参与方都用真金白银买东西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在真正市场里产生出来的汇率，才是真正的均衡汇率。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6月27日星期一

骤眼看去，在维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这件事情上，国家财政是拿不出钱来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的。原因简单：增速连年远高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收入，却怎么也赶不过财政支出的增长。说来不容易相信，超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在财政上多少年都是赤字。读者翻翻国家统计局年报就可以知道，除了2007年算例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财政每年都是赤字。有变化的，只是赤字规模随国民经济增长而增长。1997年前的百亿量级，变成后来的千亿量级。今年人大通过的2010年财政报告，赤字第一次达到1万亿人民币。

以此看来，陈云先生当年斩钉截铁讲过的“永远不打赤字财政”(1988，见《陈云文选》第三卷)，怕是早就被与时俱进掉了。倒也不难解释，公共资源没有铁的硬约束，那是永远“生者寡、用者众”，出赤字是必然的结果。可以聊以自慰的，倒是中国的财赤水平放在当今世界里还算低的哩。东邻日本国，上一个全球经济的老二，公共债务超年度国民生产总值200%。全球老大美国呢？超100%。

财政都赤字了，还要出手购买外汇，钱从何来？何况还不是小数目：央行账上22万亿以上的“外汇占款”，倘若倒在财政账上，中国的财赤岂不要直追发达之邦的水平？不算存量算增量，这些每年增加几千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差不多就是数万亿人民币。要财政出粮，有那么容易吗？

个人认为，国家财政赤字固然构成了筹措财政性购汇资源——以此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的现实困难，但并不是无法筹措财政购汇资金的理由。财政购汇的筹资通道是存在的，让我分三点申论一番吧。

首先，哪些开支能够挤入财政开支的序列，由其相对重要性决定。所以，问题不在于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相对于其他公共政策目标而言，究竟有多么重要？影响相对重大，也就是开支后收益巨大、不开支后果严重的项目，理应列入财政开支的范围。

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到底有多重要呢？讲起来，重大无比。经济上一目了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庞大的出口部门的成本立马上升。那可不是一个小部门，而是创造了相当于GDP30%以上产值、涉及几千万就业的最大的非农产业部门。沿海诸省的地方财政、就业与经济增长，从统计上看到今天也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以此而论，汇率对中国可算牵一发而动全身。再以当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而言——这是国内外媒体常常喜欢放到头条说事的——中国增长一旦减速，还不把全球闹他个人仰马翻的？

社会意义呢？中国出口部门的几千万就业，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可没有签得终身劳动合同，下岗就要回家的。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波到达中国的时候，据农业部门的一份调查，说2000万农民工一下子回了农村。狭小的耕地与不可比较的农业收入，如何容纳得下这么一支失业大军？容纳不下，社会还能保持稳定吗？

国际政治的意义更加伟大。须知，“人民币升值”是美国政客挂在口头的要求。倘若中国真的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那岂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一位著名财经评论人在去年6月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应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事情严重到关系国家主权，此论当然很快就成为舆论的主旋律。

把以上几点加到一起，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当然有资格列为我国最重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以众所周知、又被上上下下广泛接受的尺度来衡量，我以为与此公共开支，差不多应该排到仅次于国防和行政开支的地位。毕竟评论人的文字是挡不住任何压力的。真要“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非真金白银地掏出人民币、然后把进入中国的美元一律按目标汇率统统买下。国家战略由财政出粮，实在名正言顺。

财政预算不够，还有第二条筹资通道。大家知道，我国财政性资源并不限于预算收入，尚有大量国有资源的权益，如国企利润中应归国家股东分配的部分。粗粗看去，把国有权益纳入财政购汇基金，潜力还真的不小。

这里遇到一段公案。现在的国企不是改革前的传统国企，因为经历了结构性改制的风雨，大凡经营亏损和资不抵债的老国企，基本上都改掉了。留下来的，尤其是中央直管的大国企，不但不再亏损，而且盈利数在全球都排得上号。年景好的时候，仅央企利润就高达万亿人民币。这就引来一个热点问题：央企利润要不要上缴财政？

吵来吵去，结果是从国企把利润的10%交给财政开始，逐步体现国家的权益。批评者认为缴得太少，还应加大上缴的力度。国资委的回应，没上缴的那部分就算全国人民留在国企的储蓄，什么时候国家要用，什么时候拿出来就是了。

笔者从来没有呼应过要国企上缴利润的舆论。不是不该缴，而是以我有限的观察和理解，国企之所以能够产生大把利润，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就是经由“利改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企创造的利润可以不上缴。长话短说吧：正因为利润可以不上缴，国企才有今天的利润！看到人家腰缠万贯，高举国家权益的旗帜要求把利润拿过来花花，不是不可以，只是我担心，“创利上缴”制执行不了多少年，国企的利润也许就没了。因此之故，不要说利润上缴，就是对国企收入福利的种种干预，我以为也没有算好账。

但是，全民分享国企利润的潮流又不可阻挡。那么，有没有可以兼顾国企创利动力与国民权益的两全之策呢？现在有了，这就是让国企把尚未上缴的利润打入财政购汇基金。不过讲好还是两权分离，国企用利润购入的外汇，所有权是全民即国家的，但使用权还是归国企。如此安排，汇率稳定目标多了一份财政性资源的支撑，而国企的创利动力多少还保留着，至少比利润悉数上缴的要强。大国企有了自己可用的外汇资源，有助于他们走出去。我的观点，在国内多少还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大国企，惟有走出去，走到没有行政垄断保护的环境里参与市场竞争，才可能真正打出中国国家队的威风。

第三条筹资通道，是财政专项发债，譬如就叫“稳定人民币汇率债”好了。设计好期限、利率和交易场所，国内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掏人民币来购买。别人买不买我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蒙代尔教授是一定要买的。作为“人民币绝不升值”论的理论旗手，在实际上表达一点切实让人民币不升值的意思，总是应该的吧？当然蒙教授可能没有人民币收入，那就算了。但是其他有人民币收入的名家，包括上文提到的著名财经评论人，请不要客气，带头多买证明主张与行为一致，总不为过吧？

以上三大筹资通道，能不能凑够财政购汇所需要的资金呢？我算不出来。公共财政的事情，要经由程序才能决定，才知道最后的结果。至于究竟多少机构和个人愿意买下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债券，也要卖出后才知道。经验说，打口水仗的英雄，轮到掏钱表达主张的当口，临门一脚把球踢入自己门里的糗事，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没关系，天无绝人之路，即便财政购汇的款项筹措不齐，还有别的办法，且听下回分解吧。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上文建议，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如果人们担心汇率因此失稳，损害出口、就业与增长，那就想法子寻找替代性资源进场买外汇好了。反正在逻辑上，只要有N元人民币把每进入中国的1美元买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可以稳定在N：1——至于这N元购买力究竟出自央行的基础货币，还是出自其他门户，对汇率水平没有影响。

本文讨论，选什么样的资源来替代央行购汇，从而逐步把基础货币换下来？不知道读者是如何考虑的，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财政性资源。要交代一下，这里讲的财政性资源，是指基于财政收入的所有资源，包括财政收入、国债、各类国有资产的权益等等。

先阐释理由。我以为比较根本的，是政府的政策目标一定要有足额的财政性资源作为支撑。如果政府提出了很多政策目标——无论是发展、投资、还是民生，却没有足额的财政性资源作为实施的财务支持，那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况。其一，政策目标沦为空谈，讲得动听但口惠实不至，因为根本没有实现目标的财政条件；其二，把政府逼得找米下锅，为落实政策目标而“自行开发”资源，结果难免乱象四起，因为惟有政府掌控的合法强制力可能因此被滥用。当下我国的实际状况，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一个比一个雄心勃勃，但支持性的财政资源，却相对不足。举凡投资、环境、教育、医疗、社保、各类民生项目尤其是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预算缺口，差不多是普遍的常态。

稳定汇率是不是一项政府的政策目标？当然是。既然是一项政策目标，那要不要备下足额的财政资源给予实施的保障？说起来应该要。可是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稳定汇率从来不需要用财政资源。用什么呢？来来回回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央行的负债从财政上看是什么性质？从道理上讲，央行是国家机关，因此央行负债当然也就是国家负债。但是在实际上，央行负债与一般国家负债大相径庭。随便问一句吧，你我什么时候见过政府向人代会报告央行的负债状况的？国债情况总是要报告的，人大也照例要审议。但是央行负债——譬如那日长夜大，现今已过22万亿美元之巨的“外汇占款”——究竟有谁认真地把它看作公共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央行负债明明是国家负债，却不纳入国家的公共债务监督管理，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猜测，这多半与央行举债和偿债的独特性有关。一般的公共债务，举债的财务基础是政府的未来收入，包括未来的政府税收、国有资产权益和其他收益，偿债就是把原本归政府的收入用来还债。这里的风险，一是债权人高估政府的未来收入，以为债权安全但实际上政府可能面临偿债危机。但是更大的风险，则是届时政府可能把偿债压力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反正政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随便关门破产就是了。因此，在国家债务方面屡屡吃了亏的债权人和纳税人，一般要对国家债务实施双重监督。

央行有所不同。基础货币固然是央行的一种负债，但其偿还的方式却并不一定真要减少央行自己的未来收入。由于央行可以征收一种极其特别的“税”——通货膨胀税——所以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减少所有持币人——即央行最终债权人——的未来收入来“偿债”。这使得央行的负债虽然也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但央行的门口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债权人要求偿债。每位持币人——不论他或她是否与央行缔结过债务合约——都在给央行缴税，只要物价水平因为多发货币而上涨。这部分税收极其隐蔽，根本无需公开讨论，也无需派人征收，因为每位持币人在花钱的一刹那，同时就成为非常尽职的稽税员。

通胀税似乎看不见，基于通胀税的负债似乎不用偿还，所以央行的负债就似乎不算公共债务。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方便地”以央行负债来充当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当然很方便，因为本质上是公共债务的央行负债，却可以基本不受公共债务的麻烦约束。读者不妨像我一样试一试，拿近十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一行一行细读，并默想一个问题：倘若这张表上的每一行负债都要经受人大审议，这些数目字还会不会像现在我们看见的如此之大？

方便也有代价。这里的一个教训是，看似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工具，用到最后才发现奇贵无比！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是要还的。

具体说汇率稳定。本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此维系汇率稳定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继续维持汇率稳定，总要拿出真金白银大把干预汇市才做得到。这正如在水往低处流的世界里，总要筑坝、安泵、耗电才可能实现“水往高处走”的吧？同样道理，那每天哗哗流入中国的大把美元，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热钱”，总要市场上的各家拿出真金白银把人家买下，才有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

市场的各家之中，可不可以包括政府？当然可以——真实的市场从来少不得政府，经济学家在黑板上宣布不可以又有什么用？但是政府参与汇市，正如参与任何其他市场一样，要照一定的规矩来。譬如，拿真金白银买东西，就是政府也不能例外。政府把汇率稳定作为一项政策目标，一定要动员相应的财政资源，使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可靠的财务基础。

这些年的教训，就是没有为稳定汇率准备足额的财政资源。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以为靠央行负债得来的基础货币，只有在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限度内，才是真金白银；超出了限度，通胀上来了，就算不得真金白银了。政府不用真金白银买东西，违背市场经济的最一般准则，一定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扭曲和损失。正本清源之道，就是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让其他财政性资源上场。

剩下的问题，是当下我国的财政状况，究竟还有没有余地动员其他资源来代替央行的基础货币？财政有赤字，虽然放在今天的世界上不是那么大，但政府的钱怎样也总不够花，却是环球同此凉热的现象。要是动员不了足额的替代性资源，人民币汇率又怎么办？我们下周继续。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6月6日星期一

像对付其他疾病一样，治通胀也要对症下药。通胀的表现是物价，但根源在货币。因此，处理通胀问题非从货币着眼不可。通胀起来之时去管制价格，治标都难，不可能治本。至于把价管的动静闹大，甚至变成某种程度的反商业、反服务，那根本就是歧路一条。讲过的，打击供给对治通胀有反作用，能免则免，是上策。

这些年来，我国货币运动两个圈。首当其冲第一个圈，是出口导向战略带来越积越多的顺差，数万亿美元的外汇由企业和居民卖给商业银行，后者又把绝大部分外汇卖给央行，转为国家外汇储备。在这个圈圈里，央行大手购汇，把基础货币源源不断地“泵”入商业银行系统。商业银行再积极从事货币创造，构造货币运动的第二圈。两个货币圈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练就了惊人庞大的市场流动性。讲到底，这其实就是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的货币表现。

本文讨论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症状是清楚的：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外汇，转眼之间就变成基础货币的投放。这里的症结何在？个人之见，在于分派给央行的责任过多过重。本来央行的责任是维系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历史经验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的任务，因为法定货币制度很难在各种压力之下坚守币值稳定的目标。现在要求央行拿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是把另外一项责任——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也加到了央行头上。

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与维系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是能够同时完成的任务吗？逻辑的答案是：只要人民币与美元的币值分别都稳定，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币值与维系汇率，两项职责不过只是一件事情。问题是，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只要有一个货币的币值不稳，还要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就难上加难矣。不是做不到，而是此时欲守汇率稳定，必定要以币值的不稳定为代价。这是另外一个“不可能定律”——只要一种货币的币值不稳定，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就不可能稳定，除非其他货币的币值与它同样的不稳定！

当代全球金融环境的显著特征，恰恰是身为全球最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币值极不稳定。拿黄金衡量，1944年每盎司黄金值35美元，2000年值200美元，眼下多少？过了1500美元！美元再也不是“美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件事情，不是区区在下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真不归中国管，更不归人民银行管。美元加速走贬，我们管不了，非要中国央行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结果只能是牺牲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让人民币币值跟着美元一起走贬就是了。区别也有一点，美元是国别货币，也是全球货币，所以美元走贬的后果由全球持有美元的人一起分担。人民币呢？基本还是中国的国别货币，人民币币值贬损，倒霉的只是本国全体持币人。

后果严重，但成因简单，即央行承担稳定汇率的职责，不断动用基础货币，以一个稳定的汇价大手向商业银行购买进入中国的外汇。如果此诊断八九不离十，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也简单，就是要求央行以坚守人民币币值稳定为第一要务。在不违背币值稳定的前提下，能兼顾汇率稳定当然更好，但是，一旦购汇的基础货币投放超越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央行就要知所适从，回归坚持币值稳定的立场。在那种情况下，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冲突，央行就不要再管汇率稳定。

批评来了：不管汇率稳定，中国的出口怎么办？就业怎么办？税收和增长又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除非全世界各国有办法把美元重新变成美金，或再安排出一个可靠如黄金的全球货币体系来，所谓的“汇率稳定”，不过一厢情愿的一个美好愿望。中国的出口当然重要，就业、税收和增长也重要，但是为什么人们要把如此重要的事项，统统放在缥缈的“汇率稳定”的基础之上呢？全球多少国家的出口，至少从1971年以来，都是在汇率浮动的环境里进行的，为什么惟有中国出口，只能在汇率稳定的条件下进行？似乎汇率一旦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就荡然无存，中国的出口就人仰马翻了？

在汇率无从完全稳定的环境里，成本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企业惟有以变应变，提升决策和行为能力，才能竞争图存。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也如此。这当然不是说，政府就不需要采取政策措施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就不需要努力维系汇率的相对稳定。问题是，政府究竟以什么手段来维系汇率的相对稳定，要根据经验细加选择。中国的教训是，以基础货币为稳定汇率的主要手段，牺牲本币的币值稳定，时间稍稍拉长，就看到代价过大。但是，除了要央行大手投放货币，再也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和手段来为“稳定汇率”的目标服务了吗？

回到总部设在上海外滩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我们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吵得全世界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就是在这个交易中心形成的。那是一个会员制的高端市场，几百个有外汇交易权的金融机构每天在这个市场里买卖外汇。说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就是说它是在买卖中决定的。

当然这个市场富有特色。其一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反正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都买不到人民币，弄得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老外满世界高声嚷嚷——其实他们只要多拿美元买人民币，不断买下去，总可以把人民币买得升值的。问题是无处可买，于是经济问题转为国际政治，人民币升值文章天天上头条。其二更关键，央行是中国外汇市场里最大买家，即不断以基础货币大手购入外汇，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进来一个美元大头兵，央行开价八元人民币拿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是8:1；开价七元呢？汇率就是7:1。要央行守任何一个汇率水平的目标，基础货币的投放量都因此被决定。说“央行被动发出基础货币”，指的就是这回事。

问题是，在这个外汇市场上，如果央行不拿基础货币购外汇，而由任何其他机构拿出同样数量的人民币来购买进入中国的美元，人民币汇率可不可以继续“稳定不变”呢？我以为答案很肯定，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买美元的数量不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不变。至于大手笔购美元的人民币究竟出自央行的基础货币，还是自有其他来源，对汇率水平在逻辑上可以没有影响。毕竟有一位罗马皇帝说过，“货币没有味道”——我们看结果，不问货币英雄的出处就好。

这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改汇率是指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经验证明，央行不惜动摇币值稳定来守汇率稳定，代价过大，非改不可，否则在经济上国无宁日。大刀阔斧的意思是，央行干预汇市的货币动员规模已经很大，小来小去的改革于事无补。不过，只要动员等量的人民币进场购汇，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可以不变。这就是说，大改汇率机制不是大动汇率水平。下周再谈吧。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

通胀浪潮袭来之时，受损的可不仅仅是所有持币人手中的货币购买力。由于增发的货币经由借贷环节才进入机构与个人的口袋，更由于借贷权的分布、需求的分布以及供给障碍的分布一时集中到某些个领域，所以通胀下的市场价格会“鼓包”，即某些物价出现戏剧性的大起大落。此种“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发一波又一波趋利避害行为的超级活跃，除了在可炫耀的增长率之下错误配置资源与恶化收入分配，不会有其他结果。这才是通胀带给经济的真正危害。

因此，通胀纵容不得，非反不可。问题是，反通胀不能靠时紧时松的短期政策变换，而要把所有可以灵活运用的政策工具，置于一个长期坚持的政策目标的统领之下。这个长期政策目标，就是货币稳健。

何谓“货币稳健”？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总则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很明白，货币政策可以是松的，也可以是紧的，但无论从松还是从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单一的，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货币政策当然要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也要“保增长”，不过它不能背离自己的根本使命，只能唯一地通过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而不允许以别的什么——“促进经济增长”。

在一个差不多一切都变的世界里，为什么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长篇大论读者不感兴趣，开门见山只讲一条：为了便利交易。这也是货币来到人世间的原因——物物交换实在麻烦无比，直到发现了“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易的媒介，麻烦才得到解决。这“一般等价物”，就是度量进入交易的各色商品与劳务，价值究竟几何的一把公用尺，或者一杆公平秤。否则，读者要花多少时间上班，才能换来一份报纸看，算起来麻烦不小。

有了货币，一切容易。周薪500，一份报纸2元，那么上班约10分钟的收入，就可换1份报纸来读。这究竟值还是不值，读者易作判断。不过，容易中带来新的不易，那就是这货币的币值本身要稳定，因为周薪也罢、报价也罢，其代表的单位货币购买力要前后相同，才比较好算。好比我们拿一把尺子量形形色色之物，这把尺子本身的长短要稳定，否则人们会因为度量的紊乱而带来决策的紊乱。币值不稳，阁下以区区10分钟上班的收入买份报纸，到底是值还是不值都算不清楚，那市场里每天惊人庞大的交易，麻烦就更大了。

倘若货币的币值变动，对所有商品一视同仁，升也同比例升，降也同比例降，那还好办些。周薪与报价各涨1倍，阁下还是牺牲10分钟的上班时间换一份报纸。可是，由于上周本栏讨论过的原因，通胀下的市场物价会“鼓包”，导致货币币值对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常常是莫测的变化，这样的币值变动就随机改变交易各方吃亏占便宜的机会。人们为求自保，可能因为交易太麻烦而退出交易！各位看客，交易是分工的基础，分工又是生产率提升的条件。不要看眼下破口大骂市场经济的人士无数，要是他们厌恶万分的市场交易规模显著缩小，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的收入水平，挡不住也要直线下降。这里的逻辑是，币值乱，人们的预期也乱，一旦收缩交易规模，最后威胁分工与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

那么，能够做到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吗？答案是，非常不容易。以美元为例，作为当今全球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是要拿黄金来衡量的。1971年之前每盎司黄金可兑35美元，目前兑多少？1500美元！30多年时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多少，读者算算就知道。反正，这年头叫“美金”的少了，美元不过就是美元，币值再不如黄金一样稳定可靠。当然，比美元更丑——币值更不稳定——的货币还有很多。前几年一位朋友带回一张津巴布韦钞票，拿起来一看，面值是1后面加了14个零！平生没见过这么大笔的钱。不过朋友说，这张钞票在他离开津巴布韦时，只能买到一枚鸡蛋。比美元丑多了吧：拿美元买鸡蛋，就是到今天在1后面也无须加零的。

是的，钞票面值的大小多少记录着该币的币值状况。日本是上一位全球老二，日元又怎么样了？去过那里几趟，换出来的日元，动辄面值就是10000日元的。难道是日本朋友的算术好吗？不见得。查战后日本，高通胀率差不多与日本高速增长的奇迹形影相伴。前不久还读到专家意见，说后发优势国家通胀较高，经济增长率也较高，算不错的组合。有道理，不过最主要的“道理”，我以为还是为后来者放弃币值稳定的目标打开舆论的大门。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风波未定，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出版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次不一样》）。该书的副标题是“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直译就是“八个世纪的金融胡闹”。书中搜罗了66个国家最长达800年来由金融事件构成的历史，发现包括主权债务危机、国内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通胀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其中，通胀作为金融胡闹不可或缺的一位主角，总是似曾相识君又来：从16-18世纪，“令人惊奇的是，该时期每一个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在很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都高于20%，而且大多数国家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高于40%”；在1800-2007年，拉美与非洲有着更为糟糕的通胀记录不足为奇，但“那种认为亚洲国家能够避免拉美式高通胀的观念，与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前认为亚洲国家能够避免违约危机的观念一样天真”！

这无非是说，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从经济与金融史的角度来看是一项非常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当代法定货币制度（fiat　money），只不过为通胀痼疾的屡次发作提供了开启印钞机的技术便利。即便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君主们认为削减铸币的贵金属含量、试图以“劣币”替代含金量足秤的良币的行为，还是史不绝书。结果是殊途同归，更多的货币供给，毫无例外地带来币值下降的结果。

人民币又怎么样了？以票面法衡量，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差强人意——毕竟60年来最大的票面值还没有超过100元。当然，日常生活的经验说，像港币那样最大面值500或1000元，也许在很多场合让人民币变得更为方便，并为货币流通节省可观的纸张、保管、运输与点算成本。顺着时间的展开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还是受到了岁月的侵蚀。历年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加到一起记下的其实就是人民币币值的不稳定程度。本专栏写过的“民间金本位”——农民以实物为基准签订土地山林的长期转包合同——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本国老百姓对货币币值稳定的主观评价。汇到一起，结论是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当然优于当代世界很多国家的货币，但是，以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位置来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还要坚持再坚持，努力再努力。

本文的中心意思是，不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中迷失方向。所有政策工具都是实现货币政策根本目标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单一地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本系列评论余下的各篇，将在这个总观点下讨论，为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当下还有哪几项绕不开的改革有待实施。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上文的结论斩钉截铁，通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不需要划出那么多不同的类别，含糊别人也含糊了自己。如果这个认识对，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也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朋友问：物价呢？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通胀高企之时，某些商品的高价劫贫济富，政府不出来压一压，怎么交代？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处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一般经验，猪肉涨价，家庭主妇减少买肉，多买点鱼；碰巧鱼价也涨，再去买鸡蛋买蔬菜，要是蛋价、蔬菜价也一起涨，这位主妇就不免抱怨市道，说买啥啥涨，票子“毛”了。公众舆论、不少分析师和决策者，差不多也是这样看问题，惟有CPI升起来，大家才把通胀真当一回事。

在经验上，单单一位家庭主妇，绝无可能把肉价、鱼价、蛋价和菜价统统买得涨起来的。即便她富可敌国，要是别无他人与之竞购，她再有钱也无须对任何特定商品出更高的价。涨价是很多买者竞争购买机会，且此种买方间竞争的压力超过了卖家之间争夺出售机会竞争压力的结果。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还不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出钞票。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呢？则是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这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问题来了：既然高价是通货偏多的外表，为什么处理通胀的时候，政府大手打压高价，就不能由表及里，收到抑通胀的期望效果？直观之见，老百姓对抽象的、浓缩在CPI里的“通胀”并无多少感觉，他们真正有意见的是具体的高房价、具体的高肉价和具体的高菜价。政府管价，顺应民心，为什么经济学家有意见？

别人的理由别人说，下面写的是自己认为对的道理。中心论点是，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但从来不是“平推”——货币供应增加一倍，所有物价皆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价格涨个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前年6月我发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讲的就是这个观点(感兴趣的读者可在http://zhouqiren.org/archives/839.html阅读该文)。本文接着讨论，货币增发流入市场，为什么偏偏某些物价会特别显著地鼓出来一个大包？

先要明确一点。通货增加之途，从来就不是央行直接把货币“发到”居民和企业的口袋里。事实上，除了自己的雇员，央行不给任何个人或机构“发钱”——美联储主席倒是讲过，急了可以用直升飞机撒钱，不过迄今为止他们尚没有实施过。你我绝大多数人，以及绝大多数企业，口袋里的钱都不是央行发的，而是自己挣的。这里有一个谜：增加的通货，究竟怎样跑入大家伙的口袋，变成可支配的购买力，从而奠定物价鼓包的基础？

谜底只一个字——借贷。原来央行只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打交道，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就是借贷。央行可以借钱给商业银行，因为它才是“最后贷款人”。央行也可向商业银行借入，例如连连上调法定储备金率，就是央行依法把商业银行从储户那里借来的钱，大笔存入自己的库房。也讲过的，近十年来央行每天大手向商业银行购入外汇，所用的基础货币其实也是央行负债。所以，货币增发第一个环，是央行把基础货币源源不断“泵入”银行系统，后者再贷放给企业和居民，完成从新增货币向新增购买力的第一波集结。有机会得到贷款的机构与个人，如果投资成功，净资产增加带来更多的收入，那是购买力的第二波集结。再往后，“借贷-资产-收入”来回发力，我们就看到一部分人先发达了起来。

逻辑简单，借贷权的分布决定着物价鼓包的基础。毕竟总要口袋里有钱，买家竞相出价，才有价格鼓包这回事。本文的贡献，是把货币增发与借贷权分配，加到购买力形成的分析之中。借贷权分布得越不普遍，物价鼓包的基础就越厚实。中国这个地方，向来轻普遍、重特殊，“政策倾斜”层出不穷，“重中之重”外加“急中之急”，意图无懈可击，但效果永远是借贷权高度集中。别的不提，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明明有房有地，却难以合法贷款，当然也与价格鼓包基本无缘。有“三农专家”还振振有词，居然说还农民借贷之权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等写完这组货币评论，再与之彻底理论一番吧。

高价鼓包还要一个条件，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花钱)的方向。本来未来不确定，大家对机会风险的判断不一致，所以向一切可能的方向试试运气，风险就被分散了。但是经验说，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的地方，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再加一条，凡大手决定“投资”却又无须对投资最后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最后，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惟有把地价活活憋高。与此相关，城市的密度管制也有贡献。我自己是看了东京皇宫周围建筑的平均高度，才相信如果北京照章办理，此地的房地产之价怕不用政府打压，也断然高不到现在这个地步。容积率宽一个量级，等于显著增加供地，其他条件相同，仅此一招就抽去了高价之基。

小结一下。货币推高物价，但推出惹人厌烦的高价和超高价，却另有隐情。粗略调查，通货经由借贷来到世间，借贷权、投资眼光以及供给障碍的分布决定了物价鼓包的状况。一个鸡蛋三条大缝，挡不住高价超高价死命飞来一抱。拍死一只，前仆后继者不会少就是了。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5月16日星期一

通胀起来的时候，有关通胀的议论一般也比较活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又是看来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不同的议论，牵扯不同的因果联系，也引发不同的政策选项，多一点讨论，哪怕是不同意见的交锋，可能是必要的。譬如，这一波中国通胀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别，就值得细加辨析。

最为流行的，是把这一波在中国抬头的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此说的重点，是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新的证据似乎明显不过，譬如大豆、铁矿石和石油，中国的进口量都要占到本国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而这几种大商品的国际市价，无论在2008年8月前，还是于2009年底之后，皆大幅上涨。大豆价带起农产品和食品之价，铁矿石带起钢铁和基建品之价，石油带起能源之价，那还不是国际的通胀输入到中国！

开放时代，一国的通胀对他国有影响，确有其事。不过，为了真正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探究，所谓的通胀输入，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实际发生。不少教材上讲授通胀输入，照例会提到“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机制”。那是说，国外商品价格上涨，拉动本国更多出口；同时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本国企业居民转向更多消费本国的商品。两股力量一起发作，把本国商品的价格拉了起来，于是外国的通胀输入了本国。

问题是，听来逻辑井然的传导机制，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譬如甲国油价上涨，从每桶油一个货币单位上升为两个货币单位，乙国会不会扩大对甲国的出口呢？会的，但条件是此时乙国的油价是每桶油同一个货币单位，或至少还低于每桶油两个货币单位。同理，乙国减少进口甲国油、消费更多本国油，也需要衡量油价的货币值与甲国一致。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那是金本位下国际之间的价格传导，当年休谟命名为“黄金价格定律”。

金本位去如黄鹤之后，各国货币本位不同，比价即汇率可变化，上述“定律”就失效了。还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乙国会不会因此减少从甲国的进口、又增加对甲国的出口呢？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

按常理，甲国通胀、票子发毛，看在乙国人眼里，便不会把对方的票子看得和从前一样值钱，更不值得再拿出像原来一样多的本国票子去交换甲国货币。这是说，国家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原本是极其自然的。有这个微观基础，“输入型通胀”云云，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至于汇率升得足够——拒通胀于国门之外——引发了其他代价，譬如名义出口成本的上升，则是另外一重约束。即使因此抑制了汇率变化，再连带导致通胀压力上升，那也是对内的权衡引发的通胀，而不是“外来因素”所为，更不应该得出“除了容忍无法子可想”的错误结论。

回到现实世界，当下以美元计价的大商品价格超常上涨，反映的是美元币值下降，背后是如何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有效约束美元和美国的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美元的超发和泛滥当然对全球都有负面影响。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在可约束的全球货币框架形成之前，各国独立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可以有所作为。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与此相似，“成本推动型通胀”也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按照有的教材，所说“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是为“本型通胀”。进一步分，还有工资推动型通胀、农产品价格推动的通胀、甚至“利润推动型通胀”等等。

这里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弗里德曼经常问的：某一项商品的价格上涨——不论因何而起——为什么能够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弗老自己的答案是，惟有货币偏多，某项商品的供不应求才能传导到其他商品的价格表现上。否则，粮食、生猪、蔬菜、劳力、土地、房子、首饰等任何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是的，口袋里只有10元钱，买糖多花了几元，买糕就只能少花几元。样样涨价还能样样都买回来，除非你控制了印钞机。

第二个问题，“成本”就无关“需求”吗？在实际生活中，哪样成本不是由花销构成的呢？花销者，持币购物的行为也。说人工成本升得急，还不是一家又一家公司争相招工的结果啊？那是买方与买方相争，激烈程度超过了卖方。问各家公司为什么多招工？答订单多到做不过来。订单是什么？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嘛。很明白，“成本”是需求的一种表达，没有需求，何来成本？如果真的“没有超额需求”，哪里会有“成本提高”这回事？再追下去，需求还不就是“以货币表达出来的需要”？人的需要无穷无尽，仅受到货币的约束而从未感到自由。这是说，离开了货币这一关键条件，我们根本不知道成本本身又是被什么推动。

比较惊世骇俗的，是“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正是这段历史，把与凯恩斯大相径庭的“凯恩斯主义”，活活杀下了马来。我的疑问不是这段经验，而是“滞胀”何以成为当代通胀的一个分类。近年有意思的观察是，什么时候货币政策收紧，“警惕滞胀”的舆论一般就升起来，似乎其主要功用就是叫停货币紧缩，即使在货币偏多已经非常明显的关口。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几年前还有一个滑稽的类别，曰“结构性通胀”。那是举证，由于一些物价上冲严重，但另外一些物价平稳甚至下跌，所以即使CPI高于7%-8%，也是所谓结构性通胀，有别于凡价皆涨的一般通货膨胀。看不下去，区区在下顶了一句：牙痛就是牙痛，不要以为满口好牙，只有一个出了问题，就编一个结构性牙痛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我的意思是，CPI也罢，PPI也罢，更不要说把资产价格一并考虑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已经处理并包含结构信息，再也不需要王顾左右而言他。

本文也是这个立意。通胀本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无端端地把通胀分出很多类别，逻辑上讲不通，徒然增加记忆负担，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因此没有可取之处。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5月9日星期一

很佩服艺术家的直觉。多少年前，姜昆在春晚说北京的广场过于空旷，不如改为大市场以免出问题。事后证明他的预见力超凡。去年春晚，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活脱脱点出了流动性泛滥下的时代特征。还真是的，晒晒公私账本，观察各种开销记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不差钱”随处可见。

这当然是中国经济搞起来的结果。2000-2009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8万亿增加到34.3万亿，绝对数增加了24.5万亿人民币。从支出角度看，同期中国的投资从3.5万亿到16.4万亿，增加了12.9万亿；消费从5.4万亿到16.6万亿，增加11.09万亿。好家伙，不过九年功夫，中国的年度投资加消费就增加了23.6万亿，当然“不差钱”。在社会总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开支增加了6.98万亿，政府消费增加了3.26万亿，人数最多的农村居民最不济，但也增加消费开支8270亿。这些总量和结构的数据，可议之处不少，但打下了中国经济“不差钱”的基础，却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是，“不差钱”的增加程度，远比国民经济增长来得快。2000年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存量13.46万亿，到2009年年末已达60.62万亿，增加了47.16万亿。这是说，九年之间，我国现金和银行存款(M2)的增加额，比GDP的增加额(24.5万亿)和投资与消费开支的增加额(23.6万亿)，分别高出了23万亿-24万亿！

这里话分两岔说。一是上述货币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的现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二是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的含义？

关于第一点，本系列发表了的评论已提出作者的阐释。中心论点是，人民币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总是在制度约束下人的行为的结果。具体讲，近年中国的货币运动包含两个圈圈，其一是出口导向驱动的经济高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累积起数目惊人的“净出口”(2000-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累积达10.4万亿人民币)。这部分“国民生产”在中国境内完成，商品和劳务净输出到境外，但相应发生的工资、税收、利润和其他服务费用却作为人民币购买力留在了境内，成为追逐国内“不足额”商品与服务的货币力量。与此相匹配，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大手购汇，在形成过量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向商业银行被动注入流动性。其二，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条条块块政府主导的投资，更偏好银行信贷杠杆，在“供地融资”机制下，加速商业银行的货币再造。讲到底，货币供给远超过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过度依赖投资在货币上的表现。

本文要讨论的是第二点，就是怎样看待远超过经济增长的货币增长？最近看到一些评论，主要观点是“不差钱”何惧之有？无非就是通胀，而中国的通胀并不十分严重，或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即便有5%-6%的通胀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能同意这些观点，讲讲自己的理由以求批评吧。

说中国通胀不严重，根据是CPI，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表现。从数据看，上世纪80年代的CPI比进入新世纪以来要高得多，1988年的峰值为18.8%，次年还是18%，平均算，1980-1989年间为7.45%。90年代的通胀更高，平均算7.77%，峰值是1994年的CPI冲到过24.1%。比较而言，2000-2009年间的CPI平均仅为1.87%，峰值不过是2008年的5.9%。以图形描绘，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胀指数下了一个大台阶，似乎是一只已被降服了的老虎。

但是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是新千年开始的头几年，中国还没有走出上一波通缩，由此2004年以前的CPI很低，其中有一年还是负值。到了2008年，CPI再次冲高，第一季度有8.7%的记录，不料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现，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首当其冲，物价纷纷跳水，结果2009年的CPI不但没有继续上行，反而又一次跌为负数(-0.7%)。这一头一尾共5年，当然把CPI的平均值拉了下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最近十年平均的CPI虽然不高，但资产市场的价格却冲劲十足。上证指数在一年半时间里从1000点冲过6000点，就发生在这个时段。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房价必升、炒房必赢”的预期，是在这十年形成并普及开来的。否则，何苦发这么多管制房地产市场的文件？“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又岂不是空穴来风？至于其他投资品，从商业店铺、古玩首饰、红木家具、中外艺术品、邮票、园林树木、普洱茶、大红袍直到墓地，无一例外都在这十年之间出现了史上最牛之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究竟能不能完全地度量出通胀的严重程度？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定义，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对于可应市的商品与服务量太多，所以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持续提升。消费品物价呢？不过是物价总水平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国人平均收入水平低，花销结构单一，人们有了钱就消费，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活动限于教育和养儿育女，一般也表现为消费开支的增加。90年代有点变化，但很多普通人家卷入日益多样的投资活动，却是新世纪以来的新现象。从这点看，越靠近今天，CPI反映通胀程度就越不足。到底拿什么测量更准确，见仁见智，要统计专家下定论。我自己倾向于按中文的“通胀”定义，直接看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变化。这一看，新千年以来我国货币和准货币的增加量惊人：2010年末高达72.6万亿，比2000年末绝对增加了59.14万亿！

货币决定潜在的物价总水平。现金在手，想买什么，说出手时就出手。持币而不购物的，那也是为了将来购物的方便。前提是，行为者相信未来买不会比现在买要吃价格上的亏。这就是说，预期很重要，一旦通胀预期形成，人们觉得将来买不如现在买，流通中的现金量多大，市场的“买压”就有多大。至于“准货币”即在银行里的存款和储蓄，是不是冲到街上来也成为买压的一部分，关键看真实利率。讲过的，不喂上一大块肉，笼中之虎饿极了会想办法往外冲。还没有全部冲出来吗？我的理解是历史记忆还有作用，存款人相信通胀指数过一段终究会下来，忍一忍不悖理性原则。

目前的形势是，远超经济增长的广义货币增量惊人，真实利率为负，通胀预期又已形成。在此情况下，还以为“不差钱”舒舒服服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以为是短见，而且是危险的短见。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4月25日星期一

去年之前，我国广义货币在8年内翻了两番、绝对额增加了54.2万亿，创下了一个纪录。货币川流汹涌澎拜，给物价总水平带来压力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探查：流来流去的货币越滚越大，为什么没有更多地转为其他资产而“消停”下来？

不难知道，货币是容易流动的资产。摸摸口袋里的钱——银行体系以外的现金是也——只要数量足够，各位想买啥立马就可出手，“流动性”非常强。比照在银行的存款，虽然也是阁下的资产，不过当你想取用的时候，至少要到银行(包括电子银行)办一道手续，转为其他资产形态，要多一点麻烦。其中，定期存款比之于活期存款，麻烦又略大一点。再比照房产，转手套现的麻烦就更大了。

是的，一种资产转为另外一种，难度各不相同。一般的排序，现金最自由、流动的麻烦最少，所以流动性最高。活期存款次之，定期存款再次之。接下来是金融债券、优先股、普通股、地产、房产，然后是只有少数行家真正识货的投资品，例如古董、宝石、普洱茶。在某种特别的状态下，资产的流动性也可能忽高忽低。前一阵子，报道说国人对日本原子能电站泄漏事件反应过度，有一次抢购食盐一吨半的。那当然也算资产，就是一旦风潮过去，那位仁兄再想把盐变现，就难于上青天啦。

资产难以变现，流动性降低了，在有的情况下还能对经济平稳做出贡献。倒回去想，当下70万亿以上的广义货币，倘若有一部分转化为国人持有的盐，或者转化为普洱茶、房产和地产，别的问题可能突出，但至少货币调控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紧锣密鼓了吧？推理简单，货币转为流动性比较低的资产，再变现、转为活跃购买力的摩擦系数上升了，冲出来争购老百姓须臾不可或缺之物的压力就减轻了。政府反正有的是事情要忙，没有通胀威胁是不需要整天调控。

这就带出本文的问题：为什么流动性最强的货币没有更多转为流动性较低的其他资产，从而缓解通胀以及由此而来的宏观调控压力呢？请读者区别一下，先前本系列的分析集中于为什么货币过多，本文转了一个角度，问的是为什么过多的货币没有转为流动性较低的其他资产？问题的重点，不再是我国货币运动如何在两个圈圈里不断转出天量货币来，而是为什么转出来的货币没有更多地转为其他资产。

一个现成的解释，是我国属于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银行是金融的主打，股票等其他融资通道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但在整个融资结构中占比还是小头。金融运作以银行为中心，机构与个人向银行借贷，完成各类交易之后，还是把款项再存入银行。是故，自循环的广义货币越滚越大，通胀的货币因素挥之不去。此论听来有理，不过基本上是现象描述，因为“间接融资为主”与“货币没有更多转为非货币资产”，本来就是一回事。我们要的是增加对此现象的理解。譬如，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又是哪里来的？不见得刮风下雨晒太阳，它就会从地上自己长出来吧？

以我之见，出口导向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是间接融资模式不断强化的坚实基础。讲过的，庞大的中国出口赚回来的外国钱，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商业银行再把绝大部分外汇卖给央行，转为巨额国家外汇储备。在此流程里，央行不断出手购汇，基础货币不断流入商业银行。后者“不差钱”，间接融资的头寸充盈，此长彼消，直接融资的不能不受到抑制。这样看，拿基础货币为人民币汇率稳定保驾护航，客观上强化了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色。

或有读者问，这些年我国的股市发展固然不尽如人意，但地产房产不是一直火爆吗？地产房产的火爆，难道不正是人们把巨量银行储蓄转化为非货币资产吗？当然对。房地产连年火爆是事实，快速增长的地产房产由货币变过来，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货币一旦变成房地产，再变回货币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显然，地产房产的流动性赶不上现金与存款，有理由列入货币以外资产的行列。

问题是，近年我国地产房产增加固然迅猛，但由于一位主角的缺席，其迅猛程度还是赶不上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广义货币量的增加。这位主角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导投资的条条块块政府。不是吗？近年我国预算内财政盘子大幅增长，预算外盘子增长得似乎更快，在投资拉动GDP的高速增长中，房地产让多少政府忙得个不亦乐乎。可是冷静观察，在房地产这项重要的资产形成领域，政府基本上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征地、拆迁、招拍挂、管制、调控，忙早忙黑的，但房地产作为资产存量，都不是政府的。政府自用的那些新建办公楼，招人眼的不少，但算为资产存量，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热衷于投资的政府，忙来忙去，主要是忙过程。这与普通市场主体追求资产存量的行为逻辑，大有不同。居民家庭和市场里的公司一般在意资产存量，因为那是日后收入流的源泉。可是我们访问天下的政府，从来没人刻意介绍资产状况。也许行政权力本身就是政府收入的源泉，权力就是政府的“资产”吧。否则，为什么政府的税收机关或征地机关，其“收入”与世俗定义的“资产”之多寡，完全不相干呢？现在舆论批评的GDP至上，其实是政府主导的流量至上。我的看法，政府组织的经济特性，决定了惟有它可以流量至上。

但是在如下情况下，政府也关注资产存量。这就是为了动员更多资源，撬动银行贷款投入条条块块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倘若银行要求提供资产担保，政府就不得不在意可动用资产的数量。要注意，即使在这个场合下，政府重流量、轻存量的特性也并没有改变。倘若银行不要求或不严格要求担保，政府才对资产存量没有兴趣哩。批个条就可以套出贷款来，谁需要知道资产究竟为何物？别说这个毛病已经改掉了，2009年以来风起云涌的“平台融资”里的精彩故事，说明有关基因不但强壮有力，还可以随环境变化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异！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即便关注资产存量，着眼点也是为了撬动更多的信贷，最后还是扩张了间接融资的流量。讲到底，是间接融资以国有为主的体制特征，才使政府对商业银行体系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又是一种此易彼难、此长彼消，与间接融资资源充沛相得益彰，构造了流动性创造流动性的微观基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

其实，高铁投资究竟成功还是不成功，将来才知道。上周本专栏借用高铁案例，要讨论的并不是这类手笔惊人项目的未来效果，而是这类经济活动的当期影响。很明白，不论将来的高铁全盘开张之后，究竟客似云来还是门可罗雀，也不论届时铁路的财务盈利还是亏本，只要投资立项通过审批，它就立刻对信贷、货币和物价产生影响。

也是中国国情，投资项目通过审批的级别越高，项目实施就越通行无阻。仍以高铁为例，那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项目，一经通过，方方面面必开绿灯予以支持。民营草根项目这难那难的麻烦，到了国家项目那里一般不存在——这也正是举国体制的魅力所在。实例可靠，2009年国家进一步扩张高铁规划，2010年铁道部就宣布三年内建成1.3万公里高铁，以万亿计的项目一下子就火爆干开了。如果像京津城际一样，实际投资远超概算，那么年度之间中国的铁路投资突然冒加出几千亿来，完全不足为奇。

这对货币供求有什么影响？首先，它立刻推高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按惯例，投资项目只要筹够了自有资本，余下的就可以向银行贷款解决。符合国情的规则是，越是政府项目，越是审批规格高的国家项目，可借贷资金的比例越高。过去这些年铁路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就是靠银行信贷搞起来的。当下雄心勃勃的高铁规划，不过是进一步放大过去的“成熟经验”而已。简单讲结果，更高级别的国家投资项目，直接意味着更大数量的银行信贷。

这类贷款需求也总能优先得到满足。道理同样简单，在国情约束之下，投资项目是不是“重中之重”，并不取决于对预期风险与收益之类的纯商业考量，而是取决于由哪个级别的政府做出的审批。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大项目，拿到哪个银行还不是响当当的？何况我国的大银行都由政府控股和控制，在这个圈子里，实现国家项目信贷的供求平衡，“交易费用”实在是很低的。

于是人们看到报道，京沪高铁上马之时，财政预算投资不足，保监会就协调若干国家保险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当这家“仅次于三峡”的铁道部“企业”筹够了自有资本，就可以大举向银行借贷。从金融流程分析，那几笔原本也趴在银行账上的保险金，一旦注入京沪高铁公司，顿时就变得活跃起来，因为从此它们就有资格充当“支点”，以便京沪高铁从银行里借贷出更大数额的贷款。银行可贷放的款项，当然来自机构和个人的存款。最为神奇的地方，是机构或个人的存款也可以来自从银行得到的借款。不是吗？假如商业银行带给京沪高铁1000亿，后者花掉100亿，余下900亿存入银行，于是可贷资金又多出来900亿！

用货币银行学的正规术语说，这就是商业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能耐。当今世界，只要还没有回到金本位和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举世的商业银行就都有放大存贷、创造货币的功能。中国的特色，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权重，所以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参与货币创造。如高铁案例所展示的，中国特色的货币创造还不是从一个法人机构正常的银行储蓄存款开始的。在更早的源头，一纸政府公文、甚至几个全新的概念及其论证，就可以开启源源不断的货币创造的川流。

跨越式发展的高铁不过是中国诸多产业部门中的一个。是的，“铁公基”、电力、能源、通讯等等，有哪一个部门不争相跨越式发展？又有哪一个大部门不是在“政府主导”的特色覆盖下，在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中国式的货币创造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政府的层级很多。上行下效，支配着中央“条条”的机制，也一样支配着地方的“块块”。普天之下，哪里看不到“政府主导”的投资？差别不过是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和镇政府，或者是由明白人管着的政府，还是糊涂人掌控的政府而已。加总到一起——这是“宏观”的含义吧——中国特色的货币创造，动能极其强大就是了。

也举一个例，前不久《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说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文章还引用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结果，“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这里的投融资机制与上述大行业的如出一辙，都是行政权力从投资的源头开始，就强有力地推动货币创造。

条条块块政府以行政权力放大银行信贷，不断创造货币，并不是单靠商业银行就可以独立完成的。讲过了，在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之下，流通中的每一块钱都是央行的出品。离开央行源源不断地向商业银行注入基础货币，信贷放大中的“货币创造”就是无源之水。我们的系列评论已花费不少篇幅梳理过，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约束下，央行不断大手买入外汇，在积存全球第一大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把等价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这就是说，以基础货币干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恰恰为行政权力放大信贷、创造货币提供了条件。

中国货币运动的两个圈圈，连到一起才实现了货币供给的惊人增长。读者也许注意到，去年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比2002年年末的18.3万亿增加了54.2万亿——8年之间几近翻了两番！如此惊人庞大的货币是怎样炼出来的？本文认为，答案要到无处不在的中国经济制度的特色中去寻找。也许是转型中的过渡性现象，既为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奠定基础，也为物价总水平的累积性推高，准备了货币条件。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4月4日星期一

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文告，都少不了“政府主导”这个词。走进现实经济，与此对应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早年改革一度高举的“政企分开”大旗，也许是敌不过普遍现实的缘故，色调日趋暗淡。相反，高歌“政府主导”的理论和政策基调大行其道。不少理论家论证，“政府竞争”不但是中国奇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是中国模式的真正秘密所在。偏好夸张风格的，还说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

也许他们是对的吧。我的一点保留态度，无非是顾及经济比赛的时间相当长远，因果联系复杂多样，特别是由非常抽象的原则组成的“体制”，究竟对长期经济绩效的贡献几何，多看看有益无害，不必急急忙忙马上说个明白。本文一如既往，限于讨论“政府主导”特色对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上周本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央行以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工具？答案是，这不但与汇率压住利率的开放形势有关，而且是政府主导投资与信贷行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关键的一点，是上文指出，“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这句话点到为止，读者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再阐释几句。

统计说，直接的政府投资在全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早已大幅度降低。这是事实。不过进入财政预算的投资项目，只是全部政府投资中的小部分而已。在财政预算之外，有一片广阔天地。譬如各类国企投资，要不要算入“政府投资”范畴，各国的国情不同，算法也不同。中国一般不算，但从实际情况看，国企投资常常是“更自由的”政府投资，除了免受人大审议，行为逻辑与政府投资如出一辙。

以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最近谈及的高铁票价为例。盛部长说，高铁(京沪直达)的“票价，是企业根据铁路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来测算的，最终的票价，将按照价格法的程序，经过测算后报批” (见这里)。听起来，盛部长这里用的是 “成本定价法”，即“企业”——其实就是政企不分的铁道部自己——根据各项成本加以测算后得出，再经报批才能最后决定。成本低、票价就低；票价高，只因为成本高，铁道部并不赚乘客的钱，舆论和公众理应释怀。

问题是，“成本”又是怎样决定的？譬如高铁，“建设成本”到底由什么决定？说来话长，建议希望了解高铁故事来龙去脉的读者，不妨读一读财新网 《新世纪》记者王和岩的长篇报道。主标题很吸引人：“节约10分钟多付几十亿”。读下来，事实依据来自京津城际高铁。据报道，2004年国家发改委审批这条城际轨道交通时，“设计区段旅客列车的速度：满足开行时速200公里及以下列车的要求”，为此批准项目概算123.4亿人民币。但2008年建成通车后，发现概算总额超出了92.1亿，平均每公里投资达1.85亿元。“建设成本”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该铁路的通行速度从“时速200公里及以下”，一下子提升到时速350公里。最妙不可言的是，“什么时候改成350公里”的，连铁路系统的专家也说 “大家都不知道”！

于是，京津城际就从原来批准的“200公里及以下”，一下子跨越到“时速350公里”。记者算了一笔账，“京津城际全长115公里，时速从200公里调整到350公里，实际运行时间差多少呢？不到10分钟”。我帮他复算，其实是通行京津全程快了15分钟，由此增加投资概算92亿。无论谁算得对，“节约10分钟多付几十亿”的命题还是成立的。

时速大跃进，以成本定出来的京津城际的票价，当然 “一下子就上去了”。目前二等车厢票价58元，我坐过两次，感觉舒适而快捷，从北京到天津仅27分钟而已，比从北大到北京南站的时间还要快。不过“曲高和寡”，票价终究约束需求量。报道说，京津城际在2008年8月正式开通后，第一年客流量达1800万人次，低于预期的3000多万人次，“而这个客流量也是在铁道部停开了京津既有线上所有动车组后才实现的”。各界广为诟病之余，还嫌票价贵的就只好另选他途，好在铁道部还不能把其他交通方式一律都给关了。

按国际铁路联盟的标准，经历多次提速达到时速200公里的中国铁路，本来就已经是“高速铁路”了。不过，这并不符合铁道部的要求。要探究的是，如果铁道部欲建世上最快的高铁并不令人意外，那么此种要大手花钱的雄心壮志，究竟如何通得过国家审批的呢？

玄机据说只有几个字。原来，十几年前围绕京沪铁路，铁道系统内外就爆发过持久的激烈论争，究竟靠“磁悬浮”还是靠“轮轨”，究竟高铁要高到多高的速度等级，到底是“急建”还是“缓建”，各派意见吵到2006年才见分晓——“时速380公里的高速轮轨”。这也许预示，要把京沪高铁的模式推到全国，即便不是断无可能，也将难上加难。不料，时任铁道部长刘志军只在《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里写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客运专线”，就轻而易举绕开所有关于高铁的争议，并于2004年通过国务院审批，成为国家铁路发展规划。

这里的奥秘在于，“客运专线”不等于高铁，而 “200公里及以上”，到批下来还不是铁道部说了算？

再过5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4万亿计划外加天量信贷，中国高铁再次受益。在毫无不同声音的背景里，到2020年全国规划铁路营运里程从10万公里增加到12万公里，客运专线从1.2万公里增加到1.6万公里。2010年3月铁道部宣布，在2013年前全国建成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1.3万公里，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高铁营运里程最长的国家。

各位看客，上述每一个数目字，从时速200公里及以下到350公里，从10万公里到12万公里的全国跑铁路网，从京沪高铁到遍布全国四横四纵、总里程达1.6万公里的全球最大高铁网络，都实实在在发生相应的“建设成本与营运成本”。根据成本定价的原则，由此也决定了未来中国铁路客运的票价水准。

叫人看不懂的地方，是一个人均所得目前排在全球100位的经济体，投下巨资修建全球最快铁路网，经济根据究竟何在？是有不少专家预测中国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总量成为全球老大，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谁也没有预言，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人均所得将成为全球老大。人均所得远非第一，铁路客运速度非要排名第一，这两件事情加得到一起吗？从普通人的角度想，出门赶路，快一点当然好，可是倘若早到几个钟头的代价，远高于省下的那个时间所能挣到的钱，你会无缘无故喜欢全球最高速度吗？应该无人希望，春节大批民工骑摩托车回家的悲壮画面，成为未来全球最快高铁网下普通人交通模式的一个预演吧。

本文不厌其详讨论高铁投资的故事，为的是借一个实例来帮助自己和读者，进一步理解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无论如何，这类投资依据的不是市场的相对价格，不是猜测的未来需求，也不是预期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更为要害的，是这类投资的决策与其最后的结果之间，没有可靠的责任关联。刘志军留下的教训是，当舆论和公众可以问责的时候，他本人早就负不了任何责任了。但是，如此机制下做出的投资决定，继续决定了未来客户付费的 “成本”，也连带影响未来的价格、需求量、替代消费的选择空间。

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微观基础。至少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形成的 “需求”包括投融资和信贷需求，要怎样 “调控”才可能见效呢？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

中国货币运动的两个圈圈，各有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大手购汇，为稳定人民币汇率而累积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第二个重点，是条条块块的政府及其公司具有极强的土地融资能力，经由商业银行的放贷不断创造货币。这是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货币基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的货币根源。

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货币调控也形成了两个着力点。其一，央行发行多种短期央票，以回收过量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其二，央行以数量型工具，即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抑制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主要手段。近年货币调控在两个圈圈上跳舞，挥来舞去主要就是央票和法定准备金率这两把刀。让我们点评一番吧。

先看央票。顾名思义，央票是中央银行发出的债券，通常短期，三、六、九月不等，也有更长的。无论哪种期限，都是央行以还本付息的承诺为条件，向金融机构借钱。一般认为，当市场流动性偏多、通胀压力加大之际，央行发出央票，把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借”回来，锁在央行内不解冻，是对冲流动性的对症之药。至于为什么选用央票，主要理由是央行库存的国库券不够，2002年正是央行用尽了几千亿国库券，才让央票登场，并从此大行其道。

这当然有道理。但不妨多问一句：为什么待回收的流动性居然越来越多？这些年央行发出的多少万亿央票，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查数据，2002年以来央行总资产中增加最快的是“外汇占款”，也就是企业和个人结算给商业银行的外汇，又被央行用基础货币买入、最后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的那一大块。撇开细节，央行不断发央票要对冲的流动性，原来正是央行自己购汇发出去的基础货币。

问过的，央行何苦这么来来回回两头忙？也回答过，因为央行在本币币值稳定的目标之外，还要顾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为了汇率稳定，央行有如愚公移山，大手购汇天天不止。哪天只要少买一点，人民币对美元马上升值。央行出手，人民币汇率倒是稳定了——甚至再固定十年也不难——可过量的基础货币放了出去，有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危险。于是，再发央票回收流动性。

问题是，央票并不能完全对冲被动超发的基础货币。几周前易纲(专栏)副行长到朗润园做报告，提到为持有2.8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 (2010年底)，央行用了约20万亿人民币购汇，其中80%已被对冲。这说明央行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积累了在开放环境里调控货币的新经验。不过他的报告可没有以下意思，即能够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的货币调控方面的中国模式已经诞生。

首先，央票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回收超发的基础货币。困难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因为再多发20%的央票，总量上不就可以做平了吗？我的理解，困难还是来自央行的多目标——当权衡要不要更多回收基础货币时，其他目标包括保增长、保就业、保财政、甚至保商业银行的生意等等，均可能构成央行决策的约束。一时低估流动性偏多带给物价总水平的压力，是很容易发生的。特别是对一个习惯于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收紧流动性很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质疑、批评和埋怨。惟有看得见的通胀压力，才能够抵抗几乎全社会“松货币”的持久冲动。可惜，通胀信息通常要滞后很久，例如2008年上半年和今年年初我们遇见的情形。加起来看，央行用左手发出的央票，要把右手购汇花出去的每一块基础货币全部收回来，实际上面临不少困难。

最近的发现是，即便做到总量完全相等，央行干预外汇的基础货币也还有可能发生某种“泄漏”。我这里想到的是时间对货币创造的影响。大家知道，央行每天动用基础货币购汇，但是并没有——一般也不可能——每天发行等量的央票回收商业银行由此新增的流动性。这就是说，有部分基础货币已经从央行之手，经由购汇环节先落到了商业银行手里，然后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被央行发出的央票非百分之百地收回。

恰在这段时滞当中，货币运动的第二个圈圈加速转动！不是吗？商业银行今天把一笔外汇卖给了央行，今天就得到央行付出的一笔基础货币——央行则增加了相应的国家外汇储备——并在今天就可以增加信贷投放。在央行日后发央票回收这部分货币之前，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程序早就启动，并创造出了实实在在的货币增量。在逻辑上，就算日后央票的总量与事前购汇基础货币的总量完全相等，也挡不住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量。规律是：央行从增发基础货币到发央票回收的时间间隔越长，“泄漏”到商业银行的“过路货币”越多，新创造的货币量就越多。是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理解近年我国基础货币增加较快、但广义货币增加更快的一条基本线索。

商业银行要增加贷款放发，就要求借款人增加抵押的资产。这就是说，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讲过了，在资产形成方面，中国特色异常耀眼，其中的最亮点就是条条块块政府连同掌控的公司，都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变成国有资产，并以此满足增加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条件。这是“供地融资”的关键环节，也是货币创造方面的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数量型调控工具”——直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中国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武器。原本我对有关的说明并不接受，不过听多了，不由得想想处理此事的央行官员总有他们来自操作实践的道理。现在我想通的原理如下：在中国特色的资产形成、抵押和信贷发生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否则，在物价之火上了房的紧急情况下，用价格型工具调控本质上靠数量型手段加速创造出来的货币，不免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虑。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形成的土地资产和由此增发的信贷流量，非央行官员一声令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紧，才比较对路和管用。讲到底，在几年前本文作者戏称 “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里，向对价格不敏感的主体挥舞价格工具，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小结一下。货币运动和货币调控，逃不脱“多中有一、一中有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所有货币运动和调控中那些共性的问题，而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些环节。依重要性排列，我以为是：央行的多政策目标，用基础货币干预汇市汇率，以总量有缺口、回收有时滞的央票对冲，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以及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调控。对这些环节多做些功课，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3月14日星期一

上周提到的 “土根”与银根并举，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要加以评判的话，我的看法是贡献大，问题也大。不过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见仁见智地评判，而是对发生于中国特殊背景下的货币运动的实际机制，有深入的探查和理解。

是的，流通中的每一张人民币钞票，都是央行出品。这也正是法定货币制度的含义。在这套货币制度下，除了央行作为法定的发行货币的机构，任何其他中央的和地方的政府机构，都无权印钞。于是，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货币供给偏多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多看央行几眼，并且多议论几句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这实在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国际惯例，因为举世皆然，并非只有中国如此。

问题是，钞票固然是货币，但货币却并非全部由钞票组成。举一个例，商品房刚刚出来的时候，居民购房都是现金交易，大家提着钞票去，数啊数的，好在那时房价还未上天，还数得过来。后来可以拿存折或信用卡“划款”，不用点算钞票了。再后来，购房人可以拿老屋抵押，向银行借贷完成购房，操办过程是银行评估购房人老屋的价值，然后打个折把贷款记到购房人名下，先把全额购房款“划”给卖方，然后由购房人慢慢还本付息。到了这一步，物业买卖基本不见钞票，大家以商业银行为中介，把款子划来划去，就完成了交易。

也就是款子划来划去之际，商业银行创造了货币。这么想吧：购房人用于抵押的老屋，并没有卖给银行，还在自己手里，只不过被评估出一个市值，抵押给银行罢了。这里抵押的含义，是万一购房人不能按照与银行的协议按期还本付息，银行有权收走他的老屋，卖掉以抵借款。反过来，借款购房人只要照约还本付息，他就是没有向市场提供商品和劳务，也可以通过借贷拥有货币购买力。是的，借到手的钱一样可以花，划到卖方那里的购房款，对方既可以付工人薪水，也可以付供应商的材料费，当然还可以花天酒地过瘾一番。

戏法就在这个地方。购房人的老屋还没有卖到市场上，凭借把老屋抵押给银行而得以在市场上购入新房。如果还是以物易物的时代，任何人要买入商品都必须卖出商品，否则何来货币购买力？但是有了抵押借贷这一套，买家例如我们的这位购房人，即便还没有向市场供应商品，也可以凭信用——就是以老屋为凭据承诺未来还本付息——先获得货币购买力。这样，没有商品供应的货币，就经由商业银行被创造了出来。这在以物易物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还只是小戏法而已。因为购房人抵押老屋借到的银行贷款，很可能是别人存在银行的款项。如果那位存款人向市场提供了相应的商品或劳务，有了收入却没有花完，为未来的某种需要而储蓄在银行里，那么银行把这部分钱借给抵押老屋的购房人，顶多是把原本已退出流通的那部分货币重新“激活”，整个市场里商品与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平衡还不会有大问题。问题是银行可以继续做大，譬如抵押老屋的购房人把贷款付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存入银行，银行再贷放给其他抵押贷款人。这样贷了存、存了贷，最后不受商品供给约束的“纯货币”，就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横竖商业银行有了存款就可以“划”出贷款来。要现金吗？也不难，凭存款资产向惟一有权发行钞票的央行换就是了。加总起来，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可能畅旺到以下地步，以致于流通中的货币购买力总量超过了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这时候，物价总水平——不仅仅是CPI——的上涨就势不可挡。

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本事，也是举世皆然，本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不过2009年中国应对危机放出天量银行贷款的时候，电视里有金融专家“阐释”我国的信贷来自高储蓄，所以没有未来通胀高企的危险，倒着实让人大跌一回眼镜。这说明，要把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创造货币”的知识在公众中加以普及，多少还是有点意义的。

但是从探查中国货币运动的角度看，我们更需要关注特具中国特色的那个部分。这就是上期本栏写过的，银币与“土币”共存、银根与“土根”并举的货币供求机制。这里最为特别之处，是政府——容我再强调一次，不仅是地方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部门和中央政府——动用征地权取得土地，经由评估抵押给商业银行借贷，最后在市场上完成开发，不断生成政府、企业与居民家庭的资产与债务。特色之中有共性，因为大范畴还是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但共性当中确有个性，因为除了普通的企业、居民家庭和个人在与商业银行的往来中参与了货币创造，中国的显著特色，是央行以外的、俗称条条块块的政府机构，在货币创造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主导作用。

在 “水多了加面”（请见本专栏2010年9月6日43版）一文内，我问过一个问题：在货币超发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要避免严重的通胀，或避免某些市场、某些商品（叫消费品、投资品还是资产，悉听尊便）的价格冲天而起”，除了紧缩货币，“还有别的出路吗？”根据中国的经验，那篇评论回答说，“有的。这出路不是别的，就是将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拉到市场里来，任由人们买来买去，资源转化而成的商品就需要消费货币来流通了。”

从这个论点看，政府增加供地就是在多水（货币）的市场里“加面”，本来就可以收到平衡商品货币、抑制通胀之效。此论点今天不需要改。但是加上本系列最新几篇讨论的进展，我们要补充一个条件，那就是加了面以后，就不能随便再加水，否则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无止境，宏观调控怎么也忙不赢的。很不幸，“供地融资”创造货币的机制，恰恰是加面之后又放大加水。这样看，要抑制通胀，政府除了熟门熟路但长远效果不佳的物价管制，有必要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供地融资机制，下更多的功夫。

概括起来，中国的货币运动有两个圈。第一个圈，是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举世皆然之中的我国特色，是受出口主导逻辑的支配，央行用基础货币为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服务，从而被动超发货币而后又不断对冲调控；第二个圈，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两圈的交汇之处，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之中。如果说，无日无之的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大手购汇，构成近年中国货币之水的源泉，那么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则高能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这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的货币基础。

宏观调控吗？在两个货币圈上跳舞吧。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政府和国企具有较强的信贷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大家知道，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断放出贷款，是“货币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看，要理解中国货币供求的全貌，少不了要探究政府和国企投资活动的货币后果。

今天无论是中央的条条还是地方的块块，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要向商业银行借贷，首要的条件是有资本金。资本金越雄厚，可借贷的贷款规模就越大。这就是说，政府和国企的自有资本构成杠杆银行贷款的“支点”，是放大贷款和货币流量的条件。

粗看起来，这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两样。普通居民家庭买房买车，要是不能一把掏现金全额付款，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借贷。车价10万，你先付6万，其余每月还本付息，这6万就是你借贷那4万的“支点”。房价100万，你首付30万，你等于凭30万就杠杆了银行的70万。有了信用的支点，贷款才能发生，至于杠杆的力度——资产负债比率——那是由商业银行在监管政策下由竞争形势决定的。上个专栏提到，我国政府和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普遍比较高，因为在我们的银行体系眼里，政府和国企项目的风险比较低。

居民家庭借贷的支点，通常来自于过往的储蓄。即便是家人亲友帮我们一起凑成的“首付”，一般也来自他们的储蓄。回到最微观的个人行为，月入1万，开销9千，省下的那1千，积少成多，就构成借贷购车购房的自有资本。简单地说，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减去开支的“盈余”，是日后发生借贷的基础。

政府和国企贷款的支点，当然也有一部分来自于收支的盈余。譬如2010年央企的年度利润高达1万亿人民币以上，除了10%上缴财政，其余部分据国资委负责人公开发表的谈话，大部分用于投资。央企的投资，按我们举过的电力案例，资产负债比可以很高，杠杆力度极大，不过就其支点而言，也可以来自其经营的盈余。

但是，政府和国企得以实现借贷的自有资本，除了他们的收支盈余，还有其他来源。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舆论沸沸扬扬、社会高度关注的“土地财政”——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以及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再向市场出让所形成的净收入。对此我先注明两点：第一，“土地财政”的收益范围不限于政府，也包括国企，因为国企利用的国有土地，不论是过去就占有的，还是新划拨或新购入的，也都进入土地资产增值的通道；第二，土地财政不全是地方性的，因为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要与中央分成，而在中央各部委——譬如铁道部——的自有资本项下，土地资产都占了不小的一席之地。

土地收益是政府自有的资产收益。政府拥有资产，就有收益，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各国政府多多少少都拥有资产，也多多少少都享有资产收益。至于政府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地位，那是由历史、传统和法律架构决定的，反正政府资产的数量多、质量好，收益高就是了。我的看法，中国特别的地方不是政府拥有资产，甚至也不是政府拥有的资产比较多，而是在历史形成、尚未改革的现存法律框架里，政府可以在公益用途之外的广阔领域，动用征地权把农民集体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再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国有土地市场上，实现这部分土地资产的收益套现。

这套学问说来话长，怕要写完这个货币系列另找机会与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切磋。这里提醒一句，当人们把问题冠之以“土地财政”的名目时，可能忽略了土地问题对宏观经济更为重大、也更为敏感的影响。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征地权的实施不但把一块非政府的资产变成政府和国企的资产，而且成为政府和国企大手借贷的支点，构造了颇具特色的中国货币创造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说起来，上述认识产生于2004年的一次调查研究。那年我刚把前一年到耶鲁法学院访问时开始的关于农地转让权的研究报告完成，中心也举办了个专题研讨会，同行鼓励继续深入。恰在那个时候，“宏观过热”卷土重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刘鹤要中心老师做点调研，提供一些分析。于是我和卢锋等几位同事同学去了昆山、宁波、常州、芜湖、蚌埠和长沙，东看西看，问来问去。回来后消化调查所得，同天天看宏观的宋国青讨论，最后形成一份研究报告，送刘鹤那里交卷。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是此次调查在常州看“铁本事件”，在当地第一看守所与已遭牢狱之灾的戴国芳长谈了4个小时。事后回顾，如果没有那次经历，我不会对所谓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今天这样的关心热度。

那次调研的主要收获就是认识到“土地财政”有更大的宏观影响。不记得我们那份报告发表过，今天时过境迁，不妨引几段7年前写下的文字以飨读者。“调查发现，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建设用地的供给是社会总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然后，经过土地的评估和抵押，又扩大了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员为社会总投资。反过来，建设用地供给的减少同样对信用规模产生紧缩性影响。我们把这个经济流程称为”供地融资””。

描述之后，是我们的理解：“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供地却类似投放货币。第一，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实在与发行”低成本、高面值”货币的原理非常相仿。第二，‘土币’本身具有财富储存的功能，在高通货膨胀预期下，‘土币’的财富存储功能甚至优于货币。第三，在供地融资的经济流程里，‘土币’可以抵押借贷，从而把银行存款动员为投资。”

接着点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特色。“在我国并行于货币发行权的，还有独具特色的政府供地权。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将政府供地与发行货币并列考察，但是在实际经验方面，城市化加速推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早就体现出‘土币’的作用和威力。我们观察到的基本格局如下：扩张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动银根的同时，实际上还大幅度松动了 “土根”——也就是显著扩大审批征地的规模、并对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增发‘土币’的倾向眼开眼闭；紧缩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收紧银根的同时，还运用‘冻结批地’‘集中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实际紧缩全国供地总规模。”

这里的“土币”和“土根”，相对于货币和银根而言，意在引起对特定制度结构下货币运动的关注。不料“土根”一词倒流传开来，演变为今天还有人在用的“地根”。不过，在政策选择方面，我们当时并不赞成——今天还是不赞成——通过行政命令控制土地供应量来实现“宏观调控”。个中理由，也要另外再谈了。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2月28日星期一

本周我们继续讨论，为什么财政从紧是货币从紧的条件。最基本的论据，是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政府投资可以杠杆出更多的商业银行贷款，由此也就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反其道而行之，财政的投资性开支从紧，减少的就不只是这部分货币购买力本身，而且有望减少连带的货币创造。这应该是当下抑通胀的一条有效途径。

先引一条相关新闻。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市“两会”上发言，说他“查资料发现，广州亚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他由此担心，背着这么大的债务，广州搞民生的钱不知从哪里来，希望中央扶持 （2011年02月 23日 ，http://news.sohu.com/20110223/n279478029.shtml）。这里没有讲清楚，如果总投资2577亿，其中债务2100亿，那么资产负债比就是81.5%；如果自筹资本2577亿（其中1950亿是广州筹的），外加债务2100亿，那么资产负债率就是45%（或对广州而言的51.9%）。

再看一则新闻。据《21世纪经济报道》所载，铁道部及下属企业从2001年以来，已发行尚未到期的债务融资共计5550亿元。其中，仅2007-2009年，铁道部负债分别为6587.06亿、8683.95亿和13033.86亿元；若加上2010年至今公开披露已发行的1850亿元债券，目前铁道部负债近1.49万亿（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224/3476737.shtml）。又据民生银行发布《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目前铁道部资产负债率为55%以上，预计2012年有可能超过70%。从2014年开始，铁道部将迎来还债高峰”（http://news.sina.com.cn/c/2011-02-23/093722000352.shtml）。这是一个政企不分的国家部委的资产负债状况：总负债近1.5万亿，资产负债率55%以上，且将很快超过70%。

改制后的中央企业又如何？不妨看电力。据2010年3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举行的 “2010年经济形势与电力发展分析预测会”上,国资委综合局局长表示,“目前中央电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超过了80%,今年2月份又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如果金融政策再紧缩,不少企业将面临比较大的经营风险。”该报道引用国家电网公司高管的“披露”：“在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最高的前十位企业中,电力企业就占了五家”；其中，“目前国电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为81.8%,为五大发电集团最好水平”（http://biz.cn.yahoo.com/10-03-/136/wga2.html）。这说明，完成企业化改制的央企，资产负债的杠杆能力更为强大。

这些报道只是一些“孤案”吗？我的看法不是。走进实际生活，举凡各级政府的直接投资、形形色色有政府背景的“平台公司”的投资、改制和未改制国有公司的投资，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负债容易、资产负债率高、银行贷款的能力超强。2009年的也许是特殊年份里的一个一般例证：年度新增财政性投资2万亿，新增银行信贷近10万亿。这等于说，政府和国有部门每新增投资1元，就新增银行信贷5元。把贷给民营部门的去掉，政府和国有公司每投1元，得到银行3元信贷，怕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样算，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政府和国有投资项目，平均资产负债率在60%以上。

相当一批政府平台，负债能力更高。新门道也创造了不少。我也观光过“极其宏伟”的大手笔投资项目，其资源动员能力超乎想象，收益回报却无从谈起。想知道凭什么得到了如此巨额的放贷？通常没有答案。不过，现场多有大领导视察的巨幅照片。看多了，我也能猜出几分：“那也算项目的资本金了吧？”闻者礼貌一笑，不过当地的财政局长多半面露苦笑——他可是要负责还债的。

这里不讨论政府主导投资的前因后果，仅仅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政府和国有公司的投资活动，能够以较少的自有资本就杠杆出较多的银行信贷。这是非常现实的经济机制，与政府主导投资与国有银行为主的信贷体系共存。是好是坏，大家见仁见智，当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应该不应该进一步加以改革，相信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本文的讨论取一个客观的态度：既然是现实的经济机制，那么在抑通胀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主动地加以利用呢？

比较而言，民企杠杆银行信贷的能力要低一些。去年上市公司中报的时候，我在浙江看到当地167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45%。民企当然不是不希望有更高的负债机会，毕竟在通胀时代“更多借钱就更多收益”的道理，市场中人不可能不懂。问题是，在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银行系统的眼里，借钱给民企的风险就是比借给政府和国企为大。对此，我也不倾向于说歧视，还是说“正视”比较对头，因为45%的资产负债率也不能算太低，过高的负债对真正有主的公司其实并没有好处。

至于居民家庭，利用信贷的杠杆能力就更低了。这些年的房贷、车贷增长很快，使居民家庭也能经由借贷形成资产，并提高财产性收入。不过，整体看，我国居民的消费信贷还处在“初级阶段”。2010年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数据是，年末居民家庭消费信贷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过15.7%，其资产负债率一般也控制在更低的水准上。显然，与政府、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相比，居民家庭再带动银行信贷的能力最弱。

调查的结论很清楚。国民收入分配到政府、企业 （又分国企与民企）和居民这几个不同的板块，不但具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效果，而且具有极其不同的“创造货币”的效果。简略粗算，每增加1块钱在政府投资账户，可贷出3块钱，在大国企账户可贷出4-5块钱，在民企账户平均贷不出1块钱，在居民账户顶多只有几毛钱。在逻辑上，把更多的政府收入从投资开支转向民生开支，转到居民家庭收入，对抑制货币再创造，定有奇效。

回到当下的市场，比当年“伊拉克蜜枣”还贵的商品数之不清！当年的蜜枣之价不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现在的房价、黄金首饰价、奢侈品价、以及高端食品和高端商品之价，远远不止这个水平吧？本文的论点，凡市场上高价卖出之物，都在回笼货币，都对抑通胀做出了贡献。问题是，在高价售货回笼票子之后，要果断把其中的一部分“冻”起来，不准再花出去，更不准杠杆银行贷款、创造出更多的货币。这样盘算，为可能创造更多货币的收入寻找一个不得马上花出去的好去处，是抑通胀政策中的一个优先选项。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话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应对那时的通胀，主政者选了若干收入弹性较高的食品，既不限价、也不限量，放手高价出售，“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这条历史经验，看在80后读者的眼里，差不多是陈年老黄历了，难道还有值得今天借鉴之处吗？我的看法，还是有的。不过，我们先要把时代的特征分清楚。

是的，今非昔比。当年中国的经济叫计划经济。其体制特征，按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构想，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超级大公司来对待。反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方，大公司内部从来讲行政权、讲集中、讲命令、讲计划，只是在公司之间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关系。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把整个苏俄当做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运营，岂不就一下子建立起全社会范围的计划经济了吗？列宁掌权后，执行这套构想遇到挫折，向后退却搞了一段“新经济政策”。后来斯大林接手，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框架还是那个超级国家公司。

超级国家公司政企合一、权力高度集中。就算什么人一时心血来潮，权力下放捅出了娄子，也常常靠重新集权来解决问题。以我们关心的历史经验为例，就是大跃进捅出了财政亏空的娄子，又向人民银行透支多发票子引发通胀，迫不得已才请陈云出来收拾局面。历史的结论，从货币着眼，也要从货币下手，才是处理通胀问题的明白人做法，重点是收回市场里过多的货币。

关键的问题是，“一下子收回”来的钱，是不是又花出去了？要注意，那是可以花出去的。因为不管卖蜜枣还是卖高价糖果形成了收入，天经地义就可以花费。想当年那些销售高价蜜枣的商家店铺，大把收钱再大手花钱，进更多的货、发更多的奖金、翻修更新的门面，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问题是，倘若由它高来高走，回笼的票子重新出笼，抑制通胀就无从谈起了。

“伊拉克蜜枣”的真正秘诀在于，政府高价销售的几十亿所得，自己一分钱也不能再花出去！反正那时的商店都是国家的，无论卖了多少高价商品，收回来的钱，国营商店不可以自己花，要上缴的。这样，国营商铺卖高价的所得就进入财政库房。那么，库房有了银子，政府能不能再大手花出去？也不允许。因为那一波通胀祸起财政亏空。要治理通胀，不收缩财政开支，那是南辕北辙。看那个时期的财经文献，大方针叫“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核心还是收紧政府支出。例如当时最著名的“2000万人回农村”，实质就是超级国家公司裁减雇员，以省开支。还有大批国家建设项目下马，也是紧缩财政的投资性开支。至于政府自己的消费，楼堂馆所之类，更要从严控制，谁建办谁。

这里的关键环节，是政府经由国营商店卖出高价商品，财政增收，但同时又要财经减支。这就等于借助财政的收支通道，对货币流通完成了一次“截留”。否则，政府一只手卖出高价伊拉克蜜枣，另一只手将销售所得又大把花了出去，流通中的货币毫不见少，收不住货币，就不可能取得“市场物价稳定”之效。这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超级国家公司的“超用”管住了，才管得住货币和物价。

今天中国经济改成了市场经济。既然叫市场经济，其运行的基础就是不同的经济主体各讲各的权利，协调关系要靠利益交换，不能靠行政命令。虽然法定货币还由政府发行，但进入市场之后覆水难收，不是谁下一道命令说收就可以立马儿收回来的。列在央行报表上的广义货币，数目大得惊人，但走进现实里看，哪一块钱也都早就 “名花有主”，谁也不能随便想动就动。这就是为什么标准教科书上的“货币政策”，来来回回就是央行买进卖出债券、调高调低利率那一套。连“法定储备金率”这样看似央行行长可以言出法随，令行禁止的事儿，受严格程序的约束不算，还要记在央行负债栏目下，提醒各位当事人那是央行欠着商业银行的钱。

搞市场经济就是这般婆婆妈妈的，干脆利落不得。在这种环境里，计划时代“一下子收回”大量流通中的货币、从而很快平稳市场物价的老经验，还有用武之地吗？我的回答，政府对待非政府的经济主体，无论居民家庭还是各类企业，不应该、也不可能靠直接下行政命令。举凡消费、储蓄、投资，是民间财产权利范畴内的行为，政府要保护，才能给经济增长添加源源不断的动力。乱发行政命令横加干预，有侵权之嫌，会破坏市场中人的预期，引发行为紊乱，对经济不利。像现在这样，政府开个会发个文件，说限价就限价，说限购就限购，恐怕还都是转型时期的急就章。再过些时日，居民和企业会不会还如此给面子买账，有待观察就是了。所以在政府对待非政府拥有经济的范围内，下道行政命令就回笼票子的老法子，早晚去如黄鹤，没有用武之地的。

但是，在政府对政府的场合，直接的行政指令和严明的财政纪律，可以、也应该派上大用场。这倒不是说不要人民约束政府，或者不要人民经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约束各级政府。都要的，只不过一下子还做不到。靠市场竞争能约束政府吗？论者不少，我尚存疑，因为看不到可靠的证据。于是，麻烦就来了：民主和市场都不能有效管束政府，谁来管束？看来看去，比较现实的还只好靠政府管政府。春节后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撤职调查的新闻，就不是铁道部几百万员工和几亿铁路乘客管得了的。能管住中国铁老大一把手的，非比他还大的官不可。

货币问题是一样的。当今流淌在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的银子，数目巨大；在形形色色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机构里滚动的银子，数目也巨大。对这类性质资金的实际用途和来往流向，老百姓管不了，人代会管不了，市场管不了，舆论管不了，怕也不能指望货币政策就完全管得了。还可以指望的，就是对政府行为做出政治决定和下达行政命令，以财政纪律硬性削减政府开支，特别要把那些老百姓早就民意滔滔的公车公差之类的费用，以及那些“豪华建设项目”，着实砍下一块来。历史经验说，那样才能有效实现货币回笼，从速抑制通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2月14日星期一

春节前本专栏援引“伊拉克蜜枣”的故事，说明为有效应对通胀，政府不但不能实施全面的价格管制与市场干预，而且要主动网开一面，选出几个商品和市场，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骤眼看去，那是一个与流行之见完全相反的论点。通胀当头，政府不严管价格和市场，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所以我用了经验来说话。可惜那历史比较“久远”，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我这个年龄算是亲身经历过的，但当时不过刚上初中，对经济现象记忆很深，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要日后再做功课，查阅文献和向有识之士请教，才有一点理解的心得。读者之中，对那个伊拉克蜜枣不甚了了的怕有不少，让我再说几句吧。

1962年后在国内市场上出现的伊拉克蜜枣，是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然后以每斤5元人民币之价出售的。那时的5块钱，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当然属于高价，可以敞开供应，不需要任何票证的。类似的还有20元钱一斤的奶糖，以及似乎更贵的精美点心。

这些蜜枣和糖果点心的后面，有一个大背景。我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论述，告诉读者以下三点：第一，“大跃进”之后，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了亏空；第二，以当时的办法，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去弥补财政赤字；第三，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发出去的票子又多，结果就引起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多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云，重新被请出来解决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以今天国民经济的规模看，60亿人民币的事情，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当年全部流通中的货币也不过130亿，陈云用伊拉克蜜枣、糖果点心(还有海产特产)等高价食品，“一下子回收了”年度货币流通量的一小半，魄力很不算小就是了。

我认为更值得今天借鉴的，是对付通胀也要讲价格机制。归根到底，通货膨胀还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短期应对之道，惟有把过量的票子收回来，才能做到真正的物价稳定。这里价格机制的含义，是供求定价、随行就市，政府既不刻意限价，也不人为限量。反正给定当时的市场形势，只要能买到食品，就算价格贵些，对一些居民家庭来说也比啥也买不到强。市场有人问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家“一下子收回”了过量的货币，就稳住了物价。

不知道当年的伊拉克蜜枣之价，是不是计入CPI？不过，那并不重要。计入还是不计入的，无非是我在上文所说的“温度计”上的读数有些不同罢了。重要的是，放开价格的伊拉克蜜枣、高级糖果这些商品，并不是每个居民家庭非消费不可的必需品。这类商品，低收入家庭无力光顾，价格再高也“杀”不到他们头上。能出价、也肯出价的，收入水平一般不太低。由此可以看出，当年陈云的选择，也有收入分配方面的考虑。说“劫富济贫”可能过了，但让高收入家庭对回收货币作出更大的贡献，却是真的。这里留下的启发是，通货膨胀其实是一道税。既然是税，抽谁不抽谁的，大有讲究。陈云网开一面放出高价食品回收货币，谁多买，谁就多交了通胀税。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是经济学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

今天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首先是市场规模、货币规模以及流通中超量货币的规模，绝非50年前的中国可以想象。春节期间，韦森兄发来电邮，对年前本专栏的 “大文”写下一句感慨：“在目前天量M2的情况下，别说进口伊拉克蜜枣了，就是把南非的钻石全买来，也难收回这流动性呀！”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要问南非钻石究竟是个什么价？在逻辑上，货币定需求、需求定价格，只要价格足够高，天下应该没有什么流动性是收不干净的。不妨做个游戏：你给市场投货币，我给商品加价——你乱投多少我就胡加多少，那应该不需要南非钻石也可以做到供求平衡的吧？

问题在于，经济逻辑在政治上不容易被接受。因此，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价格全放开”这回事。在通胀当头、民怨四起的情况下，“价格全放开”就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政府只干预部分商品和市场的价格和交易，而对其他商品和市场交易，则取开放的态度。这就带来一个历史经验里遭遇过的问题：究竟选哪些商品和市场来开放，才能兼顾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收到治理通胀的较好效果呢？

不知道读者会怎样选。我自己的首选，还是进口消费品。讲过的，阿里巴巴的网商们把境外代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启发了本文作者看到消费品进口对抑制国内通胀的实际意义(见本专栏26、27)。回头理解，还是市场中人对国内外商品的比价变动更为敏感。当商人们发现，一件又一件境外的商品之价明显便宜过国内的时候，他们往国内市场“倒”这些商品的“宏观合理性”，就变得不容置疑。

是的，当下扩大进口消费，利国利民。不是说“刺激内需”吗？扩大消费品进口刺激的正是国内消费。不是说“提高居民收入”吗？让居民买得境外物美价廉之物，那名义薪资就是不涨，人们的实际收入也会增加。不是说“控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吗？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会“冲击国内市场”吗？实际情况是可喜不可惧。举一个例子，放手“洋奶粉”进口，那些疑似三聚氰胺的产品，不要政府发文也会从商场里下架的！

个人之见，也不需对“奢侈品”特别以礼相待。我当然看不懂LV手袋怎么就值那么高的价钱。不过市场里有人偏爱、愿意出价，纯属“愿打愿挨”的范畴，丰俭由人算了。至于天价购物是不是动用了公币，大款的收入是不是合法，所购之物是不是用来行贿，需要管也应该管，但要管在相应的发生环节才比较对头。当年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教训，是贪腐来的钱一个子都不敢花，两口子关起门点钞票过瘾——那对纪律检查部门查案办案，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其实，国内的消费与服务也应该分开来处理。原则是政府实在要管价限量，最好是划下一个真正涉及民生“必需品”的范围。举凡衣、食、住、行、用，凡高于某种质量界限的消费品——从“伊拉克蜜枣”到“豪宅”之类——一律划到管制圈圈以外的地方去。对这些商品的交易与消费，政府一不限价、二不限量，眼开眼闭、放任自流。惟一要动心思之处，是怎样把高价成交的货币有效收回到笼子里来。这个关键点，春节有几封读者来信谈及，但“英雄所见不同”，我们下周继续讨论吧。

周其仁

准备就汇率和货币问题写一系列评论，是去年春节休假时的念头。那时，在《经济观察报》开设的专栏已经停了好长一段时日，编辑正催我重新开工。写专栏这回事，停下很容易，重新开工就难了。开了工再停下，好像更容易。思来想去，决定选“系列评论”，无非给自己增加一点开工复停的成本，好逼自己就范。

到北大任教以来，先后写过三个系列评论。第一个是1998年开始参与电信市场开放竞争的讨论，在《财经》杂志开的头。胡舒立以“未完待续”之法，逼我在该刊连发三文，举出了“三网合一、数网竞争”的标语。电信网络向来是政府独家垄断的领地，主张数个电信网络彼此展开市场竞争，要阐述的理由当然不少。于是，在《经济学消息报》开始一篇接一篇讲述意犹未尽的话题，中心题目还是电信基础网络为什么也可以开放。总共写了十多篇，加上先前发表过的，集成一本小书由三联出版，书名就叫《数网竞争》。

过了几年，故伎重演。这回系列评论的主题是“农民收入”。当时关于农民收入增长低迷有不少讨论。自己出身杜润生门下，怎么算也与中国农民问题脱不得干系。当然，离开农口数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里读了几年书，再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不免就想选一个理论性的题目来舞枪弄棒。选到的是费雪的框架，把“收入”看作是得到法律界定和市场交易再界定的资产提供的服务。在此框架下，农民收入问题，要从农民拥有资产的权利界定状况里去找寻原因和改善的办法。那个系列（“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一口气写了20篇，外加余言6篇，一并收到《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销售记录表明那本小书卖的还不错，也许逛书店的朋友一看“收入”当头，先买进一本再说吧。

第三个系列评论集中于医改。大约2003年以后，香港和内地的一些论者把大陆的“看病贵、看病难”，诊断为“医疗服务领域市场化的恶果”。他们开出的“药方”，当然是反市场化之道的由政府包办医疗。一时间，医改讨论铺天盖地。连一些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毫无认知、对社会实际生活常识也不多的“专家”，居然也煞有其事地要为13亿中国人设计“整体医改方案”。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调查研究的题目，从头探查医疗服务的行为、问题和令公众不满意现象的真正根源。这组评论写了41篇，集结成书《病有所医当问谁》，有的书店还真把它陈列在医书的书架上。

这三个系列评论，写出了一些心得。第一，选题要集中，为读者广为关心；第二，作者要有持久探查的热情，至少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有决心着手连续的调查；第三，内容可以分层次，容许细细道来，久说也不那么令读者生烦。这三者，缺一不可。不是热门话题，关心的人太少，一般不宜选来作为系列评论之题。很多舆论的热议，问题的内涵不够，讲不了几句就没得讲了的，也不适宜。最要避开的，是自己懂得不多又没有探查的持久动力，上了手开篇，自己会给自己坐蜡的。

掂量再三，“汇率与货币”够份量。首先，拜外国政要和舆论鼓噪之福，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早就被炒得沸沸扬扬。由此带来的思维惯性，是不少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对外的”，属于中美经济关系、中欧经济关系或中国与全球经济关系的范畴。这就给本系列评论造就了一个阅读方面的“市场”，因为我的认识，汇率问题也对内，是一部分中国人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的经济关系问题。把“汇率”与“货币”（准确地讲，是探查“人民币汇率稳定”与“人民币币值稳定”之间的关系）联系到一起，问号就有吸引力。

其次，汇率和货币问题深不可测，专家自有越讲越深的理由。要拿到报刊上来公开讨论，作者自己先要弄懂、弄通。我是讲过“懂钱容易懂货币难”的，那是说我们对拥钱在手的那一段还有直接经验，一旦把钱花出去，大家关心的就是换回的商品，而对流入他人之手的钱就不那么关心了，所以谁也没有跟着钱在市场里转来转去转到底的经验。“货币”者，偏偏就是流通中的钱。从已知的“钱”向未知的“货币”前进，是知识上的深度探查，大有可为也。

最后，货币的现象与本质、以及不同货币之间的价格（汇率）变化，涉及的层面既广且深，展开分析的层次毫无问题。这点考虑也为事后所证明。翻阅这组系列评论，从“人民币汇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么直白的问题入手，转向实际形成人民币汇率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制度特征，转向央行和基础货币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后果，转向当代为什么守不住固定汇率，转向我国货币的主动超发到被动超发，再转向本轮通胀的由来和后果应对，才几个层面呀，已写出去30期了。

题目受关注、自己有探查的决心和热情、内容的允许分解层次，那就开工吧。专栏刊出以来，据说读者的反映还好。元旦前《经济观察报》刘总编和本栏目的责任编辑殷练女士约我餐叙，态度客气，鼓励继续。我心知肚明，与两位的交情归交情，但市场还是市场。这家报纸不靠订户靠零售，最后要读者买账才算。这次，《南方周末》横向评选，对我这组尚未完成的系列评论也礼遇了一下，分明也是代表读者带给作者的鼓励。要说有对不住的地方，是在专栏里开列了邮箱，但基本没有看、更没有回复读者发来的问题。不是漠视读者意见，而是在习惯上，探查一个问题时全神贯注，把自己以为搞明白的先写下来，等到全部刊出可以集结之时，再认真看了各方意见，全盘做一修订。

读者也许关心这个系列评论还有多少没写完？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大体想过还要转几个层面，包括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策略的选择，以及增强了汇率弹性之后，人民币本身以什么为锚。不确定的地方是，本轮通胀还在发展，派生出来的题目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也算新的经验：实际经济情况、题目、以及我们的探查一起在变。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遍地黄金，我等有幸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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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年前，《南方周末》编辑来信，告知要把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专栏《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选入他们编选的一本文集，按设计的体例每位作者要写一篇手记。我回应那个系列还没有写完，可不可以等写完了再说。编辑的意见是年度文选以2010年的发表为界。那就依了编辑的，写就这篇途中手记。

　　一只身形庞大的大象很难藏身树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今年更有望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但中国还远没有自大自满的资格。

　　成就的取得，来源于改革开放，既有制度变迁红利释放殆尽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何在。

　　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依然是中长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各类财产权利的再界定、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城乡统筹的再推进、市场准入的再放开、以及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等等，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决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期，要在未来有更大的收获，需要埋下改革的种子。

　　出口导向的成就与代价

　　《21世纪》：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0年时中国GDP排名全球第六，今年我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发展？

　　周其仁：总的说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很好，老百姓生活、经济结构、国家力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饮水思源，这和中国确立并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分不开的。当然，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回顾的时候，两方面都要看到。

　　加入WTO是一个重大事件，代表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对外开放带动内部的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结构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其中最基本的，是巨量人力资源从原先收益很低的部门转向收益较高的部门。这种结构生产力的释放真的是革命性的。

　　中国凭什么加入全球化？我看到的就是凭三条。第一是原来很穷、就是人民的收入低，一旦开放就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成本非常低；第二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原来经济体系的组织成本和体制成本，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干劲；第三就是学习曲线在开放中显著上升，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三大变量形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舞台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我讲过几次，中国与发达国家原本是差距甚大的两个海平面，一旦打通，相互贸易、互相投资、信息与知识流动，就释放出各自的巨大的比较优势。

　　现在还记得，开始要加入WTO的时候，不少人认为中国门户洞开一定对自己不利，什么狼来了、虎来了，什么产业全面垮台，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结果是有来也有往，“中国制造”把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替代了。结论是中国为加入WTO要做调整，发达国家要做更大的调整。整体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普通人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这是这十年中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当然也不是任什么产品都由中国制造，让人家的工厂全关门。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不买人家东西，人家拿什么买我们的产品？拿印制出来的美元来买，最后天下大乱。

　　《21世纪》：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优势还有多少？

　　周其仁：平均看，发达国家的人工还是中国平均工资的十倍。这说明还有极大的余地，继续发挥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优势。今天很多中小出口企业的毛利的确很薄，但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成本升得急，也包括管理、物流等其他成本降得还远不够快。多年靠劳动力便宜，一俊遮百丑，一旦人工上扬，挑战就来了。

　　《21世纪》：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必争之地，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多数还是以做出口为主，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首先是全球市场非常大，否则哪里可容这么巨量的中国制造？这点很明显。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是出口生意利用的是现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或者说是包括软件在内的商业文明——常常样品寄过去，报价合理就可以签约、生产、发货。就是说，做生意的麻烦少一些，交易费用低一点。

　　在国内，把生产出的商品分送到千千万万顾客那里，这个网络比国际上还是有差距，交易费用很高，要么货到不付款、要么款到不付货，各方建立信任很不容易，要维系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还要昏天暗地喝酒。远大集团的张总讲，他们6个业务员做国际订单，120个业务员做国内订单，两边做的单子总量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

　　现在舆论上讲内需不足，只看到了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收入低，没保障、要省下钱来看病、上学、养老，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钱。这个问题有，要解决。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国内市场好商品、好服务的可得性很低，品质不可靠，或者品质好一点的价格离谱得贵。这也抑制内需。

　　《21世纪》：开拓国内市场的主体您觉得是否应该单纯由企业来做？

　　周其仁：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企业、商人、投资者的进取心和开辟商道的努力当然非常重要，政府的服务和公众参与也不可或缺。一个诚信、少骗人的商业环境对整个国民福利非常重要，反过来就会刺激生产。阿里巴巴有个很好的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现在的要害，是让国内生意和国际生意一样地好做。

　　《21世纪》：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对国内经济平衡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一般看法，谈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对中国自己也必定有重大的影响。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有大量的商品服务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越来越大，其影响不能小视。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但这一年中国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几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

　　“净出口”就是中国商品与服务的总出口额减去总进口。如果问，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案是在中国国内。而且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也不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工人挣得了人工、老板挣得了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了税、银行收取了利息。所有这些收入都是人民币，都有购买力，但是对应的商品服务却出口了。

　　这当然对国内市场有影响了。因为这部分货币收入，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买。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这笔“余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或者像一位名家说过的那样，“一把火烧掉”，彻底退出流通，否则，国内市场里的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就永远不匹配。这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物价总水平一年上冲8%，应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物价上涨伤民之际，人言滔滔。政府不可能无为而治，总要以看得见之手干预调控。但是，超额货币购买力并没有消失，所以管来管去，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或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出口导向、大把顺差创造出来的过量货币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货币是存量，发出去就不会死。最后如泛滥的江河之水，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决口。这是过去十年成就要面对的一个代价，出路就是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关系呢？进来一块美元究竟付出多少人民币，就是由汇率定的。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进入中国的美元多，放进国内市场的人民币就可以少一点，对平衡国内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须为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

　　《21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年均10%，对高速增长形成依赖，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就有人着急，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承受经济放缓？

　　周其仁：经济增长速度高，不是坏事。问题是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代价太大的事情，好也要限制。更重要的一点，为什么GDP增速低于8%，上下就很紧张？一般的思路，就是增长下滑影响就业，这是很普遍的顾虑。问题是，现在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比过去的绝对量可大多了，为什么容纳、带动的就业绝对量反而没有过去那么多？

　　问题的根子还是发展方式。出口导向、制造导向、服务业上不来。再追下去就是城市化滞后，而工业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发现国民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几十年过去了，有变化，但基本类型似乎没有大变。

　　《21世纪》：最关键的障碍是什么呢？

　　周其仁：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在行政管制过多、过密的环境里，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发展需要相称的城市化。纵向看、横向看，都是这个结果。中国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权利，以此增加人们的经济自由。过去农村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把人民公社那种管头又管脚的体制，逐步改成资源的农户使用权、经营权、以及转让权。权利清楚，自由增加，农产品的供应就有了根本改观。再把经济自由扩大到非农业领域，乡镇企业起来了，民营企业起来了，可以进城打工做生意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局面就活了。

　　顺着这条路径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转让权和流动权，包括转成非农业用地的转让权。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基础，因为土地资源向着更高利用价值的方向集聚，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在这方面的主导体制还是国家征地制，非由政府把农民的土地拿走，硬变成政府财产，再由政府拍卖出来，才有那么一个半半拉拉的二级市场。

　　不少人可是欣赏这一套。问题是，以行政权来配置土地和空间资源，服从的行政体制的等级规则。你是县级，我也是县级，行政平级，征地就平权。但是，国民经济里各种要素的集聚与集中的程度差别非常大。你们总去过义乌吧？那么发达，真正万商云集，但也只是个县级，多要土地也没有。别的县级呢？即便没有什么人气和集聚机会，但征地权和指标却大体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都按行政体系分配。结果我们也看到不少地方，占了很多农田，也修了八车道的路，但没有多少车；修大音乐厅，里面没音乐；修气派的大广场，可惜也没有多少人气。

　　《21世纪》：成都和重庆的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和当初的预想一样吗？

　　周其仁：城乡统筹有积极意义。刚才讲到，在改革了统购统销体制以后，城乡关系里最实质的就是国家征地制度。可是我们看不到这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原因在于，行政权力伸入了火爆的土地市场，征地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市值”，从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利益惯性。这是政府主导或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模式。改这套体系，可比当年改统购统销困难多了。为什么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值得肯定？我们看到的是，那里从“三个集中”入手，就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初始目标是更集约地利用土地资源，适应城市化的要求。但成都越改越深入，发现不改革机制与手段，根本不可能真正优化空间资源的配置，更不能做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好处。从2008年之后，成都就系统提出了“还权赋能”，即把农民的土地权力、特别是合法转让权，还给农民，并赋予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更全面的产权权能。至少城乡人民的财产权利要平等吧，同地同权。这就走出一条“确权是基础，流转是关键，配套是保障”的新路子。

　　《21世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国还存在巨大的潜在制度性红利有待释放？

　　周其仁：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城市空间过度扩大，包括那些够行政级别、但人气和资源集聚程度不够的地方，大量占农地。与此同时，在集聚和集中密度很高的地方，城市化却受制于土地和空间，被人为压制。另外，不少农村地区，多少农民进城打工，但挣到了钱还是回去盖房，盖出来的房常年空着，外加无数空心村。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套准则，福利分配、占用无代价、让出无收益，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建设用地占而不用。加到一起，城市和农村的建设用地两头过度扩张，一起挤压耕地，所以就需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出路是根本改革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根本改革以福利分配为基调的农村建设用地占用模式。这场改革触及到了城乡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触及现行体制的深层矛盾。要是改革推进，最后释放的是以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化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巨大潜力，还派生诸多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

　　就是说，惟有实质的改革才能给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对地方的改革实践，不能总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应该点条道出来：究竟什么是可行的？当年的包产到户改革，是底层搞起来的，难免有粗糙之处，打磨打磨，逐步上升为省市的、甚至中央的政策，最后就走通了。

　　当年要开放，也是这个行业说开不得，那个行业也说开不得，反正谁都说不行，否则就天下大乱。龙永图讲过，WTO谈判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美国人谈，而是跟中国人谈。如果听任既得利益和观念支配，什么也不动，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

　　现在做什么可以给未来十年的持续发展奠基的？历史经验很清楚，如果每个时期不在关键的地方认真改革，就难以给以后的发展布下的“眼”。

　　《21世纪》：你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探讨邓小平和科斯，放到中国来看，中国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能向市场化前进多远、怎么走？

　　周其仁：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

　　所谓市场化，就是把原来控制在政府手里的资源通过法律界定给民间，然后组织交易，政府当中间人，当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21世纪》：有些权力为什么很难下放？

　　周其仁：当然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改革，因为用行政权去干预是政府本身固有的习惯，任何动作都会带来问题。

　　保守疗法认为维持目前的结构不动，可以减少麻烦。可能吧，但问题也都积攒在那里了。其实出点问题，暴露矛盾，加快法治建设，正有利于把游戏规则改过来，是一种积极平衡的态度。当然改革也会出问题，比如不少地方一讲集约利用土地，就强制农民上楼。这是老毛病，绝不允许在改革的旗号下复发。同时，我们也要仔细分清，是反对强拆，还是一概反对农民上楼？非强制的、以农民选择权为基础的上楼，可不可以呢？

　　我认为要分开两头讲，各地的农民上楼，凡强制的都是胡闹，根源就是行政权替代农民的财产权，还是过去那个国家超级公司过分集中权力模式的继续。要从确权出发，以确权为基础，根据经济的变动，来选择合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流动方式，并像成都近年实践的那样，探索全面重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全面推行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21世纪》：这么多年您关注很多领域的改革，医改、教改、央企改革，如何看待这些改革的成效？

　　周其仁：这几年的改革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是被既得利益缠住了手脚，也许还有观念的束缚。不少领域的改革，像一句牢骚话说的，“只轰油门不挂档”，声音大、不下手。大家看这两天媒体报道南方科技大学，努力十年，为天下学子创一个新的教育机会，但就是拿不到招生指标，最后学校只能自招、教起来再说。要不是个人岁数太大，我真想也去报考一个，支持支持那位校长。教改与工业改革一样，要靠“校本位”，然后各试各的，在比赛中互相影响、积极探索。否则一大篓螃蟹，谁也爬不出来。

　　《21世纪》：所以还是政府之手伸的太长了，管的太多？

　　周其仁：是该缩的地方缩得太慢，阻碍太多。改革跟投资一样，现在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将来就没有果实可以收。经验很清楚，像下围棋一样，在框架上布下几个“眼”，过十年就有一大片。中国这十年收获的果实累累，是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做下了一些发展的“眼”。

　　《21世纪》：如果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常态，要素成本上升，广义的通胀压力则会加剧增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企业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周其仁：只要大的环境对，不用过于担心哪个企业不行。因为学习曲线摆在那里，中国人可是不笨，在约束下，总能冒出优秀的公司来。

　　为什么对企业有信心，因为是民营企业，谁都可以进入，不行就出局，谁也打不了谁的保票。市场里企业经营失败，公司破产，但组成公司的生产要素可不会“死”的，无非是从这个公司里解放出来，进入其他公司，形成新的生产力。

　　要担心的是环境出大问题，出现系统性歪曲，误导企业家努力的方向。

　　《21世纪》：如何概括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

　　周其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收获期。

　　《21世纪》：你觉得未来十年还能延续收获期吗？

　　周其仁：那就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是有不少红利，不过真正的红利还是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唯有进一步改革，在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上做实质投入，才能为未来的延续发展奠定基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但是，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流行之见，管物价就是治通胀，反过来治通胀就是管物价，来来回回是一回事。

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结论。不是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商品与服务，居民、企业和其他机构拥有的货币资产别无他用，主要就是用来花的。可是在通胀环境里，钱多商品少，人们一起花钱势必抬升物价，降低货币的购买力。这不但显示出通胀，还会加强通胀预期，进一步鼓动人们购买商品或其他实物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物价。

一个办法是加息。讲过的，那就好比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让它乖乖趴在笼子里别出来乱晃悠。在逻辑上，只要加息足够，再凶的货币老虎也会趴下的。1988年大陆通胀高企之时，有重量级智囊到香港向有关台湾财经人士问计，对方的经验之谈就是大幅度加息。说“利息不管用”，那是因为加息不到位。加息到位，利息岂能不管用？

问题是加息要产生其他代价。譬如当下的情形，中国加息将进一步拉高与欧美日本息口之间的差距，结果“钱往高处流”，进入中国的货币老虎不小反大，令人头痛。还有加息会冷却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多人是不是承受得了，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现实世界，加息不到位的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办法，是管制物价。直接管价，谁涨价就找谁的麻烦，横竖“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是自古以来的现成罪名。虽然经济学家从斯密以来，支持直接价管的少，批评的多，但到了风口浪尖的关头，无论东方西方，执政者多半不加理会就是了。一个原因，是公众也常常支持价管，或干脆要求价管。这是价格管制挥之不去的原因。只不过在经验上，直接的价管既打击供给，也加大行政成本，任何长期实行价管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比较新鲜的招数是“管理需求”。说白了，就是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数量，通过管束需求的量，把物价水平压下来。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着力点不是管卖方的要价和成交价，而是限制买方的购物数量。反正在市场里，价格升降影响购买量，反过来，购买量也影响价格升降。通过限制购买量，总可以把某种商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压下来，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本文要说的是，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的价格，虽然可以达到限价的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得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撵”向另外一个商品。忙来忙去，把整个物价水平都运动上去了。

为什么出现事与愿违的反效果？追根溯源，通胀还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推来拿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的积极推手。

换个角度想问题。给定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现实，较高的市场成交价不但只不过“反映”通胀，其本身也会“释放”部分通胀的压力。先这么想吧：人们花钱买了米、买了面，或者买了车、买了房，这部分花出去的钱就转为商品实物，或转为实物资产。到手的米、面、车、房当然可以再卖，再次转为货币资产和货币购买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商品或需要马上消费，或资产再变形有交易费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既然因为不看好货币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钱者的行列，这部分人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币，宁愿持有商品和实物资产。这样一来，原来他们手持的流动性，是不是就“消停”了？

有读者会说，那可不一定。买家付钱持物，那卖家不是正好倒过来，售出物品、收回货币吗？那些卖米、卖面、卖车、卖房的，他们收到了钱再花出去，存量货币资产继续流动，市场里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减少，买方以货币购买力压迫物价上升的压力岂不是依然存在吗？

好问题，终于点到了货币的迷人之处。货币（currency）者，流通之中的钱是也。所以货币的显著特点是不断地在市场里转。买家付账、卖家收钱，完成一次流通。轮到卖家花钱的时候，他又充当买家，付出货币得到商品，钱又完成一次流通。如此生生不息，钱在市场里不停地打转，协助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生产体系实现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不断换手。

　明白了这一层，再深想一个问题吧：当货币不断在天下无数买家卖家之间转来转去之际，是不是存在某种可能性，那就是处于某个流通环节的卖方，收入的货币很多，再花出来的钱却很少？这一多一少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是可能暂时地、甚至永久性地退出货币流通，以达到让货币老虎“变瘦”，从而根本降低市场的通胀压力？

让我以经验来说明，这样的“好事”还真的是有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我在上海读小学、升中学。记忆之中，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受到美味食物的诱惑。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的供应极度紧张，政府松动政策，允许“自由市场”开放。于是通向学校的街道两侧，摆满了各式食品摊位。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价钱不菲，比凭本计划供应的，要贵上很多倍。可惜家母教育孩子的准则，是从来不给零花钱，惟有她认为合理的需要才酌量拨款。这样，我对路边诱人食物的需求当然“刚性为零”。好在家里还有网开一面的地方，就是把伊拉克蜜枣装在大口瓶里，锁在柜子之中，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发我几个过过瘾。那时的伊拉克蜜枣，进口的，每市斤要卖5块人民币——那可是1960年代的5块钱！

后来读《陈云文选》，才懂得这是处理60年代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陈云同志说，“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这里的“几种高价商品”，也包括本文作者当年吃一个就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枣。

计划经济也有通货膨胀吗？有的。成因也一样，“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当时钞票多发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国家财政）账面上收大于支的数字‘显然是有虚假的’，实际上，‘四年来国家有很大的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一些。’其中，一九六一年国家亏空五十七亿元七千万元。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五十亿元”（《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结果是，“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商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治本之策，当然是增加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供应，同时控制货币供应，并想办法把已经在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收回来。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课，是千万不要以为把所有物价都冻结起来，就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要明确，稳定物价绝不等于稳定通胀，正如管住了温度计并不等于管住了气温一样。把当年每斤5块人民币的伊拉克蜜枣放进物价指数——测度物价的温度仪——当然会提升物价的读数，但经验说，那正是治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要害是，这部分带高了物价指数的商品物价，是不是像上文点到的那样，卖方收回的货币量多，再花出去的货币量少？如果做得到，通胀时期部分物价的上涨，也可能避免物价冲击社会更敏感的领域，直到最后把已发出去的过多货币引向根除通胀的正确方向。

今天中国经济的情况与半个世纪之前不可同日而语。陈云当年用过的“伊拉克蜜枣”的办法，今天还管不管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伊拉克蜜枣”？如果有，或更多，那要怎样选才算对？还有在当下的结构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所谓的“货币回笼”？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一起来想想吧。下周春节，报纸放假，节后我们再切磋。

（本文经作者修订刊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24日）

最近关于“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有很多讨论，引起大家关心。利用今天观察家年会的发言机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各位批评。

我看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两个层面。一是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究竟是不是发生了“国进民退”这么一回事。当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以我比较关注的土地问题而言，国进民退是存在的。因为宪法规定，所有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所以城市化加速，城市的范围扩大，政府就把更多农民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这当然是国有土地在增加、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减少。这是财产存量方面的变化。

第二个层面就是评价。如果事实上发生了国进民退，或者没有发生，那么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好还是不好。这涉及到价值观，看法的分歧就更大了。

但是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讨论的比较少。那就是无论是国进民退存在不存在，好还是不好，都有一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即何谓“国”，又何谓“民”？目前流行的讨论，是把“国”与“民”在概念上对立起来处理。似乎在这个“国”里面，完全没有民的因素；而“民”的概念，也可以彻底排除国的成分。我认为，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是问题。当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可观察的现象，并加以价值评判的时候，容易把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忽略掉。当然，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涉及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这两年就没有对国进民退问题发表过意见。

两年前在一个场合，问题变得不容回避。当时我供职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林毅夫提议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重新组建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到大学正式批准成立的的时候，毅夫已去世界银行工作。成立揭牌会上要发言，我就犯了难——这“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含义？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搬了出来。此书名是严复的译法，后来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书名就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么，究竟是“国富”，还是“国民财富”？查斯密的英文原文，是 The Wealth of Nations，因此关键就是怎样理解Nation。译成中文，Nation当然有“国家”的意思，但此国家可不是彼国家（State），与填表格“国籍”栏目的那个Country，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就更不是“政府”、“朝廷”或“官员”了。于是，我就用亚当斯密的Nation概念，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那个“国家”，理解为“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那才是经济学传统的关怀，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的富裕和强盛。

当时就这么简单提了一提。但这个国家的概念问题一直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语境里，人们讲到国家似乎就只意味着State，只意味着政府和政府部门、甚至只意味着掌权的“官”？为什么我们这里，国家的国，国富的国，国进民退的国，或者国籍的国，如果要找对应的词汇，总是不那么容易找到Nation那里去？

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使然吗？也不尽然。刚才总编致辞里，不是提到一句“江山社稷”吗？那可不是舶来品，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什么是江山社稷？“江山”是领土，“社稷”是人群中的一套仪式，其中“社”代表土地神，“稷”代表谷神。社稷就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仪式。为什么要祭祀？答案是农业文明靠土地和谷物养人，所以祭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黎民百姓，是国民的安康、富裕与财富。孟子的名言大家熟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那么早先的时候，就把这个关系梳理得如此清楚。在这个传统里，任凭君权多么高高在上，官位多么显赫，政府多么强大，在政治伦理上还是要排到民和社稷的后面。这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精华，一脉相承、发扬光大到当代。“为人民服务”是这样的理念，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也是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国”的概念，理解为三个元素的合并。第一是一定幅员的领土，第二是人民，第三是人群得以组织起来的典章制度，其中包括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政府与行政。加到一起，江山人民社稷三位一体，才算完整的国家概念。没有民只有官和政府的国家，在历史上和现实里都站不住，因此在概念上也站不住。这是说，我们有理由拒绝没有人民的国家概念，不能轻易接受与民对立的国家概念。在公共政策讨论的顶层架构里，最需要严格推敲的基本概念，就是国家。这个概念出了岔子，一系列问题都会歪，跑偏就严重了。

具体来看，“国进民退”本来要讨论的是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比例及其变化。既然有国有企业，他要增加竞争力、发展壮大、做大做强，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总不能要求把国有企业做小、做差、做垮吧？问题是，什么是国有企业？国资法的规定，国企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所有者是全国人民。过去叫全民企业，反映的就是这个性质。既然全国人民是所有者，当然全国人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资人”。但是全国人民怎样才能充当所有者和出资人？13亿人哪，上哪开会，怎么掌握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这里有巨大的信息成本。目前的解决办法，是人民把国企委托给国家机关，这就是国资委。所以准确地说，国资委是“代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从经济关系分析，那也是一类委托与受托的关系。

讨论国资委设立的时候，记得也有过这样的构想，就是要把这个受全国人民之托打理国企的机构设在人大，不要放到政府里面。那样的话，国资委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这里最关键、也是最敏感的问题，是国企的活动范围可以覆盖国民经济的哪个部分，以及国企有没有权力禁止、限制人民自己组织的企业进入同一个市场来竞争？这并不是政府的行政事务，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表决和立法。但是，最后国资委还是设在了政府，还是以行政权力来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主要任务、目标和考核又偏重于盈利和做大做强，利润分配还不受同朝为官的其他政府部门的节制。这样，随着国企的经营业绩越来越好，国进民退的议论就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税制。税的经济性质是纳税人付给政府的钱，以此来购买政府的服务。税收之所以需要强制征收，为的是防止和杜绝一部分人民可能的“搭便车”行为倾向。但政府机关不可因为强制执行力在手，就自行决定税的种类和税负的轻重。可是，我们很多税现在还是行政部门直接定，自编自导自唱。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大家看最近进口流量变大，因为很多消费品在境外买便宜，老百姓和民企中总有人很灵敏，代购活动就起来了。作为海关当然要维持所有进口税制的公正，但为了所谓的计算方便对每台带入的iPad一律抽1000块的税，那是讲不通的。这不是技术性的小问题，而是涉及到人民和行政部门之间的重大关系。问题是我们常常把这种重大问题看得很轻，出手的时候也比较随便。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还有一个多少年的观察，就是不要轻易提加税的建议。因为那是最容易被吸收的一种意见。倒不是说不需要增加税种，但只加税不减税怎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讲了那么很多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要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可是加税建议很容易变成政策，减税就非常难，结果还不是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目标越走越远？所以我后来说，谁提一条加税建议，就请他同时提一条减税建议；政府出台一项加税政策，就同时考虑一条减轻税负的政策，以保证总税负不脱离经济情况而不断地加重。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是通胀抬头，那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的必然结果。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央行动用基础货币的权力受到什么样的实际制约，这是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基础货币记在央行的负债项下。那是央行对谁的负债？简单讲，那些法定储备金是央行依法对商业银行的负债，而商业银行的钱又来自对储户的负债。另外一部分基础货币，即发行的货币，则是是对全体持币人的负债。那么，央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扩大负债？又受什么节制？这是比日常的货币政策更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央行的独立性问题。美联储主席常常要到国会山上去报告情况、接受咨询，反映的就是这个关系。中国的国情不同，但动用基础货币时，譬如拿基础货币大手买入外汇，一下子就扩大了央行的总负债，就需要一套合理而严格的约束机制。否则，基础货币发多了，物价上了房，就不纯粹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最后，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限制，要有公开的、严格的程序来加以决定。如最近的调控，像限制购房、购车等等。情况紧急，有人买了很多房，有人买不起房，老百姓为房价问题而分裂，所以要出台政策。但是涉及到老百姓基本权利的的事项，包括可以买什么、不能买什么，这是很基本的权利。出台限制性政策就要比较慎重，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严格的程序。或者就是短期的、临时的，划清时间范围。否则人民会觉得行政权的执行没个准头，说情况紧急可以限这个、限那个的。一旦街上人把这些没准的行为纳入预期，大家的行为和市场就可能紊乱，长期代价就大了。

小结一下。我认为合适的国家概念要以人民为本位，加上领土、主权和典章制度。这样来看，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11年01月01日

对话人：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叶伟强 财新传媒《中国改革》执行主编

　　2010年岁末，通货膨胀有如出笼猛虎，令人望而生畏。中国连续两年的天量信贷，美国再次启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者内外交织，置中国经济于极高风险之中，既令资产价格快速飙升，也使普通物价节节攀高。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胀不起，宽松不止”的势头，中国如何应对由此催生的外来资本冲击以及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趋势难改，人民币还要钉住美元吗？中国经济还要承担钉住美元的巨额成本和风险么？

　　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详解中国经济2011年最大风险以及应对之策。

　　被动超发货币是通胀之源

　　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对这都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有商品或广义的资源供应入市，则价格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应增加有质量的服务，如医疗、教育等。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包括价格管制。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财新：对于通胀的源头，你比较担忧央行的“第二货币动脉”，即为了守住汇率目标，不断用基础货币大量购汇，而加息对此的作用和空间都有限，因此不能调节其间的货币运动。怎么办？

　　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却因此变得体型更大，胃口也更好了。但问题尚未根治。

　　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很简单，即使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不过有助于抑制高通胀预期可能转为恶性通胀的几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

　　加息也是 “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根源是货币总供给过大，非到源头下工夫无法根除。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

　　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钉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

　　1997年-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四至五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胀没有变成现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财新：具体而言，过去这些年，货币深化对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

　　周其仁：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中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

　　财新：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进一步货币深化的空间？市场化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

　　周其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表面上看，中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现在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

　　比如，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嘛。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中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

　　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诸多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财新：为解决被动货币超发的困扰，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否需调整？如果是，该如何调整呢？

　　周其仁：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地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因素颇多，其中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和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此外，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应适度压减进口税费并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不但出口政策需要调整，整个刺激政策都要退出。中国经济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因为经济刺激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整体市场物价产生的不利影响。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

　　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财新：你刚才提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是影响中国进口扩大的根本因素。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诸多国际上的批评和指责，对此如何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另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经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该中心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

　　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财新：既然人民币汇率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形成，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周其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

　　当然，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问题在于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汇。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原本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财新：如今，不仅中国货币超发，人民币所钉住的美元也在主动超发，11月刚刚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Ⅱ），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面对的局面更加复杂，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情形下，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再次出现，你认为是否可行？

　　周其仁：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Ⅱ为例，如果还是19世纪80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否则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若是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联，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纷争？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

　　财新：如果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制，以某一种货币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可以尝试吗？

　　周其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汇率钉住美元，再以汇率目标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等于给各自的货币龙头加上了一道锁，只要谁也不超发货币，物价稳定，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国际上发挥比较优势，外向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模式就此形成了。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货币纷纷“跳水”。很奇怪，盯住美元的汇率固若金汤，为什么守不住了呢？人们纷纷到这些出了麻烦的国家里寻找其内部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想，那构成东亚货币之锚的美元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2008年危机的爆发地点是美国，也就是那个为全球、亚洲与中国提供稳固的货币之锚的国家。危机的特征是锚先大动，然后祸及被那高频钉住汇率绑到一起的经济体。假如美元自己没有可靠的锚，它又凭什么充当其他国家货币之锚？

　　财新：既然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前景未明，人民币应当作何选择？

　　周其仁：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

　　在此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如今，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